论文摘要: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Abstract:Song Lian and Dai Liang are fellow villagers,fellow disciples and good friends.Both of them enjoy high fame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However, they choose different political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For many reasons,i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ir friendship forever. We can know better the literati psychology and cruel living surroundings after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heir friendship.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本毕业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
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栖栖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本毕业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
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