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IACMR的发展阶段与直面实践
以哲学语言来表述这一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是必须“以道御术”,而不能相反｡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①｡IACMR的发展路径和研究社群的展望是《张文》的两部分主要内容,其中都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具体如下｡
1.1关于IACMR的发展阶段
《张文》首先介绍了IACMR的缘起及其学术活动,然后把IACMR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和“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对此,《蔡文》质疑IACMR发展的“三阶段论”不仅“内在逻辑难说清晰”,甚至有些顺序颠倒,“因为按照基本逻辑应首先明确‘研究价值’(即研究目标引领研究进程),而不是以‘研究范式’上路”｡
对于正常的科学研究而言,基本逻辑确如《蔡文》所说:首先,要明确研究目标并基于研究价值的判断而选定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设计并依据研究方案的需要而选择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之后,运用该方法展开研究并探寻结论——在这整个过程中,科学精神都是首要的､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同作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的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并非同一个层次的内容｡
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提法,科学精神属于“道”的层面,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则属于“术”的层面｡不过,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它所关注和强调的内容当然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顺序｡依据《张文》的总结,在IACMR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实证研究､情境研究和科学精神分别是该学会在不同时期所重点关注的内容;文中强调IACMR发展的3个阶段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这3个阶段“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叠加的关系”｡
然而,就“叠加”的顺序来说,最后才叠加科学精神确实有些不妥;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暗示说IACMR始终没有忘记科学精神,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而把前两个阶段的侧重点放在了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上｡IACMR一直坚持实证方法的传播和运用,并且为中国管理学界培养了一批熟悉并熟练运用实证方法的学者——这正是IACMR的主要贡献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IACMR经过前两个阶段13年的发展,为什么又要进入“回归科学精神”的第3个阶段呢?“回归”这个词显然意味着有所偏颇､需要调整方向,甚至是彻底回头｡
金占明等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一些误区,并认为“一些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部分知名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推动中国管理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倾向”｡该文所谈及的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述中的一些担忧｡其实,《张文》也认识到“现实中的中国管理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引述了韩巍和金占明等[3]描述的当前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之后,认为“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管理研究群体迷失,使研究陷入‘功利主义’而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回归‘科学精神’正是要推动中国管理研究找回真正的学术信仰,敦促学者们保持严谨的态度,听从内心的召唤”｡
由此可见,IACMR的第3个阶段之所以要“回归科学精神”,也是因为发现了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或严重问题,为了纠偏､也为了“听从内心的召唤”而选择回归｡诚然,以上描述的这些问题并非IACMR所造成,且与IAC-MR倡导的初衷相悖,但是至少说明IACMR前两个阶段的努力不仅无助于以上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不良倾向,因此,近几年才不得不把发展的侧重点扭转回来,重新强调科学精神｡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蔡文》认为《张文》所描述的IACMR发展3个阶段的“循序渐进”说是不成立的,并且认为中国原本具有的后发优势如果发挥好的话,应该“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这里争论的关键不仅仅是IAC-MR发展阶段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问题｡正如《张文》所言,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初衷本来应是基于“内心的召唤”以追求“科学目标”,对于这种召唤的回应甚至可以上升为一种“学术信仰”｡
这一信仰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而研究方法只是体现这一信仰的手段或途径;这里的核心目标是唯一的,但实现的方法､途径或手段应该是多样的,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某一种方法取代科学精神的核心地位｡道是核心根本,离开了就会出错;术必须受道的制约,当术强调多了､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就必然会走向反面,最终还要回归于道｡IACMR发展的3个阶段恰恰可以证明这一规律的颠扑不破｡
1.2研究社群与直面实践
《张文》还引入了一个“社群”的概念,并把“中国管理研究社群”定义中的几类主体安排在了一个以学者为中心的架构图中——显然这是一个理想中的结构(各主体彼此联系,共同服务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因为在现实中,学者之外的几大主体都远比学者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
《张文》似乎很重视这样的“社群构建”,不仅这个词出现在该文的标题中,而且在该文的第4部分又用较大篇幅针对这些主要的社群主体提出了不少的改进建议｡从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出当前存在于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中的部分问题,但是下一步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构建中国管理研究社群呢?需要指出的是,《张文》提出的建议大多是呼吁性的,因为即使是像IACMR这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对于这些研究社群主体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力也是十分微弱的,而所谓的“中国管理研究社群”并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管理沟通机制｡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里的研究社群并未包括管理研究成果的最终“用户”,即现实中的管理实践者,如果只是在这个研究社群圈子里推进中国管理的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形成学者们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的局面,使得目前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脱节的情况更加严重｡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自从“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以来,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程度在逐渐加深｡
由于这一运动肇始于美国,因此,这种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发生在中国,在美国也早就可以看到｡例如,德鲁克就指出:“当管理科学首次出现时,管理人员曾为之欢呼｡从那以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专业人员——管理科学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协会,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在大学､商学院中有管理科学这门学科｡......但是管理科学却使人失望……并没有为实际的管理工作者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现在很少有管理人员重视它｡”
这段话确实是对这一问题的鲜明写照｡目前,摆在管理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是否要容忍这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进程继续下去?《张文》也提到了“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并将其作为IACMR支持和推进实证研究的理由之一｡《蔡文》对于IACMR力推的实证方法提出质疑,并进而认为“历史上的管理科学化运动背离了管理学的根本属性,理应及早中止”｡
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术”,实证研究方法经过一个时期的“补习”之后不应再被过分强调,特别是当这种方法可能加剧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时候｡孙继伟曾把“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解释为“理论难以指导实践､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做研究”｡很显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不仅缺乏实践价值,甚至也难以具有多少理论价值｡如果目前这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继续泛滥下去,终将严重损害管理理论研究的整体价值｡
如果管理理论研究成果只是在研究社群的小圈子内得到认可,却对于现实中的管理实践缺乏指导意义,那么使人不禁要扪心自问:这样的管理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管理研究者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又在哪里?其实,与其他学科相比,管理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与纯自然科学或纯哲学思辨不同｡这一特性也是由管理学的自身禀赋所决定的:①管理学的理论来自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②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管理问题;③管理理论研究成果的正确与有效性需要经受管理实践的考验——而经受实践的检验恰恰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实证”｡此处的“实”不是某种方法或数据而是实践,或者也可以说,经受实践检验的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