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财政论文，笔者通过采用 2007-2016 年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在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了税收分成激励和官员晋升激励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另外，更换被解释变量、分地区回归和动态面板的 GMM 回归都确保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保障，正是这样的中国式分权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中国式分权下的双重激励衍生出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支出偏好。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民生”的支出偏好带来了积极影响，如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负面影响也伴随产生，这是中国式分权下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民生改善尤其成为当下的焦点和重要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社会公众的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全体人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基本公共服务，顾名思义就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一系列软性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养老、卫生等，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十三五”规划初期，党和国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民生领域实施“补短板”政策机制，着力于修补民生短板、提升民生福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俨然，在我国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升公众福利水平的社会民生目标成为当今我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我们需要从宏观上审慎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发挥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的优势，构建起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借助财税体制机制的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可量化的多维政绩考核与奖惩机制的激励相容约束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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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
（1）第一代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
基于对公共产品特征的分析，Samuelson（1954）认为公共部门是“仁慈的”，而且公共部门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破解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难题。地方政府具有的信息优势使其在供给地方性公共服务时更有效率。Hayek（1945）认为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更容易获取辖区信息，信息成本的节约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Stigler（1957）认为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更了解辖区居民的需求和偏好，不同辖区的居民通过选择符合自身偏好的公共服务，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论证了地方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Tresch（1981）的偏好误识理论支持了 Stigler（1957）对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论证。除了信息优势外，地方政府竞争同样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Tiebout（1956）认为，居民通过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以获得所期望的税收水平和公共品组合，各地方政府受此激励展开相互竞争，这将会使公共服务效率整体提升；Buchanan（1965）就 Tiebout 模型中政府的合意性提出质疑，并提出包含政治程序在内的“用手投票”理论，该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为获得选民选票而努力供给满足辖区居民需求的公共品，在以“一致同意”为原则的民主宪政和公共决策的激励约束作用下，地方政府间为吸引“投票”而激烈竞争，从而提高了公共品的供给效率。Mcguire（1974）就 Tiebout 模型当中居民迁移均衡条件的模糊化这一缺憾进行了补充，从而完善了“用脚投票”理论。Oates（1972）认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应承担外部性不同的公共品。
（2）第二代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
Qian & Weingast（1996，1997）以中国分权化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主义，也即“中国式分权”。他们发现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源于维护市场机制的中国式分权安排，分权体制激励着地方政府开展积极维护市场运行的行动，从而提高了市场运行效率。可见，分权化的政府治理结构为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提供了激励，地方政府在执行事权责任义务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剩余索取权。Keen & Marchand（1997）发现在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财政分权下的政府竞争造成公共品供给结构性失衡，并强调了协调机制存在的必要性。
图 3-2 我国 2007-2017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税收分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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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中国式分权
分权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非常普遍的制度安排，但是中国的分权则独具中国特色。以 Qian、Weingast、Roland 为代表的国外学者最早提出了“中国式分权”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中国的分权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分权模式，并基于中国“M”型政府管理层级下的财政分权体制特征来定义“中国式分权”，其更多地强调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①。而以傅勇、张晏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则认为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共同作为中国式分权的核心特征②，并基于我国分权化的财政管理体制和集权化的政治管理体制下的制度约束与激励设计背景，正式地使用“中国式分权”概括我国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相结合的分权治理模式。“中国式分权”是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它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政治集权基础上的分权，政治集权始终贯穿于财政分权之中，并保障着分权的稳定性；二是单向的供给主导型分权，即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供给；三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分权，即分权安排仍需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就我国现实情况来讲，中国式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提供了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虽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随着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的不断演进而日臻完善，但渐进的分权化改革进程中依然也存在着“藕断丝连”的路径依赖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主要运用傅勇等国内学者界定的“中国式分权”概念。
2.1.2 基本公共服务
严格意义上讲，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又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是由基本和公共服务两个核心词语构成，因而，理解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从基本与公共服务两个层面入手。就公共服务而言，公共服务可以定义为服务型政府为了满足公共需求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服务形式的公共品。而事实上，根据需求层次，公共服务可细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与一般公共服务两种类型。作为公共服务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式分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为研究方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解更应对“基本”加以界定。从其内涵上来讲，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是以满足公众最低层次需求为标准的，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生理需求层次定义为公共服务的“基本”范畴，其中包含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从其范围上来讲，尽管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论界定，但大体是相似的，即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社会公众基本公共性需求的公共服务，涵盖教育、卫生、社保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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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思想最先由 Hayek（1954）提出，他最先开创性地阐明了财政分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Tiebout、Oates 以及 Musgrave 等学者建立了依从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经典财政分权理论，即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该理论以财税竞争为其理论内核，由于以联邦体制为研究对象，该理论又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框架下，早期的公共经济学家以各种细分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主要为辖区受益论、偏好信息论和政府竞争论等。无论基于何种视角，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都在集中阐释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认为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既可以促进辖区的发展，也能够有效供给公共品，进而论证了财政分权的必要性。
不同于经典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视角，以 Qian、Weingast、Roland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开创性地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展开研究，该理论着眼于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问题，并以委托代理为其理论内核，将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理论引入到财政分权框架中，将研究视野转向政府和市场效率之间的关联。在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分权化的政府治理结构为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提供了激励，地方政府也获得了相应的剩余索取权，但是一些负面问题也会随之出现。因而，该理论认为通过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考察政府内部的激励机制安排，可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实现政府官员利益与居民福利之间的和谐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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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国式分权激励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分析.......................18
3.1 中国式分权激励：税收分成与官员晋升...............................18
3.1.1 税收分成激励.................................18
3.1.2 官员晋升激励................................21
第 4 章 中国式分权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机制分析：一个理论模型...............26
4.1 模型基础....................................26
4.1.1 中国政府间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26
4.1.2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