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公共财政的论文，我国农村经济目前依然发展迟缓，多数农户接受市场信息不灵敏，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动态不知如何选择，非常容易错过市场良机，创业充满挑战。第一，驻村帮扶团队应介绍市场热门行业，帮助农户选择创业方向，减少盲目选择造成的风险损失；第二，若扶贫资金额度小，建议选择入股形式的项目建设，把资金以股资的形式投放到经营状况良好企业，年底对贫困户分红，形成长期稳定收益；若扶贫资金额度大，建议结合地方特色，发展特色产业，种植特色经济作物，但由于农民自身经验与能力的不足，项目运营建议委托专业经营团队；第三，项目建设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于资源本身就比较匮乏，所以建议将资源整合利用，资金统一使用。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 年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67 元，同比名义增长率 11.5%，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8.0%，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快 1.8%。与此同时，贫困地区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便利性。贫困地区硬化通路、建立卫生室、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实现电网全覆盖等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我国成为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初步形成反贫困的中国模式和经验,从而为世界贡献中国脱贫智慧。我们在肯定扶贫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处在冲刺阶段，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贫困户的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另一方面，运用于脱贫攻坚中的扶贫资金运用效率降低，存在扶贫效果边际递减的问题。扶贫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通过产业振兴，助力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财政扶贫资金是实现扶贫目标的物质基础，也是脱贫攻坚战的“保障钱”和贫困村民的“保命钱”，通过对基层扶贫干部的监督，强力打击扶贫资金使用乱象。
我国先后实施了由输血到造血的开发式扶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 万减少到 2019年的 551 万，9000 多万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分享政策红利。反贫困战略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反映了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知、贫困本质的识别是在不断加深和递进的，这种认知和识别反过来进一步推进扶贫建设，加快扶贫事业的脚步。当前我国政府正在进一步落实、落细、落小扶贫规划，加强顶层设计，细化扶贫工作，针对不同区域环境差异和贫困人口状况差异，政府委派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到贫困村进行驻村帮扶，通过采取多样化的帮扶措施推动贫困户脱离贫困困境。由此可得，贫困户的扶贫效果与扶贫干部积极性和扶贫措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那么，(1)驻村帮扶人员和第一书记的入户、电联等行为是否有必要，会对扶贫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2)采取怎样的扶贫措施可以使贫困户受益更大？（3）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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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目标，也是全人类不可逃避的责任。通过检索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贫困问题，在贫困的定义与衡量、贫困的影响因素、反贫困策略上做出重要研究。
一、贫困相关概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关于贫困度量和界定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贫困研究展开较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owntree(1989)以家庭消费贫困线为方向，提出了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当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对于维持生理效能的最低需要而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即代表该家庭陷入贫困。Townsend,Peter(1979)则根据资源不足视角定义了贫困，他提到贫困是由食物短缺或社交条件资源匮乏引起的，使家庭或个人无法满足最基本生存需求和社交需求。奥迪·海根纳斯，克拉斯·德沃斯（1991）将贫困分成三类：一是低于客观确定的绝对贫困；二是低于社会其他人的相对贫困；三是无法满足个人需要的贫困。目前，出于统计便利，世界各国通过划定贫困线来识别贫困人口。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的差别，还涉及医疗、教育、住房、公共品等非物质层面及贫困户主观意识的差别，通过单一的财富测算很难反映收入之外的其他层次的贫困，进而并不能得到全面可靠的贫困人口数据和差异化的贫困状况。1998 年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多维贫困（1999）理论扩展了贫困的研究范畴，在界定度量贫困时，应具备多元化的思想维度，不仅要包含消费和收入，还应将非货币维度纳入测量体系，如身体情况、学历层次、住房保障及公共品的获得等，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拓展，识别方法更加科学和精准。所谓可行能力是指自我精神，是否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提高个人生活的满意度与获得感。贫困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体能力的匮乏，归根结底源于“智”，由最基本的吃饱穿暖，到老有所依、病有所养的生存保障，再到接受教育、提高情操等精神需求构成，层层递进，实现个人的健康发展。如果一个家庭或个人在某些功能及需求出现缺陷，则可以推断其陷入贫困中。通过研究能力方法，我们可以体会到经济社会部门对于贫困的帮扶重要性，与此同时，更加不能忽视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 Alkire（2007）为代表的很多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多维贫困测量相比单维测量更加科学全面。相比单维测量仅仅基于经济信息所做出的判定，多维测量纳入了其他指标。总之基于多维贫困测量观点，人的贫困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包括收入的匮乏、生活客观物质条件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性福利的缺失。多维论在能力论的基础上，将抽象的能力缺乏具象为现实中可测的各个纬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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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
2.1 贫困的概念
（1）国际对贫困的定义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贫困始终存在，但所谓贫困的定义，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排斥学派各有自己的界定。具体而言，国际学者对贫困的定义主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是传统意义上绝对化的收入贫困。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绝对化收入衡量贫困的标准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从一开始的以食物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逐渐扩大为除了食物外，还含括非食品类的生活必需品，强调保障人们“吃饱、穿暖、住房及参与社会基本活动”的需求；二是相对意义的、多元化的人类贫困，较绝对化的收入贫困而言，该定义更加多维和复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学派接受并认为贫困通常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两方面导致，物质生活的贫乏一般依据贫困线来衡量，高于贫困线则认为脱离贫困；而精神贫困很难进行定量测定，通常包括社会参与能力。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米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就是人类贫困论的主要代表，贫困的本质是由于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缺乏。除此之外，“贫困是指无法获得多样化的食物资源和参加最起码的社会活动的个人、家庭组织和群体”是另一比较流行的贫困定义。
（2）我国对贫困的定义
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贫困的类型、范围及成因应该从多角度进行衡量。我国最初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贫困的定义，1991 年，国家统计局提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由于收入不足、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质资源而造成的生活水平达不到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的状态”；1994 年，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到，贫困除了包含温饱问题，还要考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为了更加客观准确的识别贫困人口，我国的农村贫困标准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及物价水平的变动不断更新。具体来看，我国关于贫困标准的调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根据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采用更高衡量标准定义贫困行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三次贫困线调节，从“1978 年标准”到“2008 年标准”再到“2010 年标准”，随我国基本国情而调节；第二种情况是在考虑不同年度物价水平的情况下，为了采用统一的生活水平衡量标准，所以对贫困衡量标准进行年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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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扶贫的概念
目前，文献中常用的表达方式有三种，并且选定了各自差异化的标准。“减缓贫困”以贫困程度的降低作为目标；“减少贫困” 以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为目标；“消除贫困”以贫困的消除作为目标。在我国，为了强调政府在脱贫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因其帮扶的性质，故称为“扶贫”。政府通过资金拨付、政策支撑以及人才支援等，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我国进行了从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共五阶段的历史演进。1978-1985 年以经济增长拉动的救济式扶贫，依靠国家政府的改革红利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以缓解贫困现象的一种扶贫方式，在这一阶段国家主要通过救济的方式在广大农村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扶贫取得显著成绩，奠定扶贫事业的良好开端；1986-1994年以县为扶贫对象的瞄准式扶贫，在这一阶段设置了国家级、省级重点扶持贫困县，使扶贫对象具有区域针对性，扶贫开发有了更明确的“靶向”，取得新成效；1995-2000 年的专项式扶贫，经过上一阶段的瞄准式扶贫，大规模连片式贫困现象得到缓解，但是区域差距拉大，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仍未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在此阶段，国家对贫困地区及特定群体采取专项式扶贫；2001-2010 年以整村推进的深化式扶贫，在此阶段继续缩小瞄准对象，从贫困县到贫困村，使扶贫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并且扩宽扶贫标准的层次，除了经济问题，将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纳入扶贫解决范围内；自 2010 年以来，一方面，扶贫重点转移到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