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财政论文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所选取的时间跨度和区域内：（1）浙江省省对县（市）所下拨的生态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稳定，基本仅在政策发生变动的年份有所扩张；（2）以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人均排放量综合表征的生态环境指数显示，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3）人均生态转移支付与生态环境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能起到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但回归系数不高说明资金的投入回报率一般，使用效率有待提升；（4）在高财政自给率的地区，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保护行为能够更好地发挥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保护效应；（5）地方生态转移支付在高财政自给率地区的实施效果优于低财政自给率地区；（6）人均财政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人口密度的上升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而城市化率的上升则有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早在 20世纪后半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便逐步开始凸显，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加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首次上升至党和国家的宏观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8 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于北京召开，大会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再次强调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2019 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要坚持生态优化和绿色发展，统筹经济与环保协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等话题早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学者以及相关政府决策部门纷纷提出了各种环境治理对策。其中，作为一种有机结合了生态学理论的经济手段，生态补偿有望实现各个主体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均衡，近年来受到了诸多青睐，以生态补偿机制为原型的各种政策在多个国家开始实行。
在我国，生态补偿的主要实现手段是生态转移支付，也即通过下拨财政性补助的方式弥补地方政府提供生态环境保护这一公共服务的财力缺口，进而调动地方政府的环保积极性。2008 年，我国财政部首次提出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转移支付补助试点。2012 年，在继续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中央财政进一步扩大了生态转移支付的涵盖范围。自 2008 年以来，中央财政所安排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已从 61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721亿元，累计下达资金超 4400 亿元①。截止 2019 年 5 月，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已达到 811 亿元②。在地方上，浙江省同样在 21 世纪初便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2005 年，浙江省率先出台有关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次年4 月印发了《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③，正式开展省级财政生态环保专项补助试点工作，是我国生态补偿建设的先行者。2008年，浙江省出台《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①，并在 2012 年对该项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截止 2016 年，浙江省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已从 2006 年的 2 亿元增加至 20.8 亿元，平均增速约为 26%，累计安排资金超 140 亿元②。作为一种将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相结合的政府间财政性补偿机制，生态转移支付已发展成现阶段我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新型环境治理财政工具之一（祁毓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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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际上对 PES 内涵的界定较为宽泛，Wunder（2005）认为，PES 计划是一个自愿交易的过程，在这场交易里，作为交易对象的环境服务是被明确定义的、至少存在一个服务的消费者和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消费者当且仅当提供者保证了服务的供给才会进行消费，这一定义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被认定为主流。但是，并非所有现实实行的 PES 计划均满足上述所有条件（Engel et al.，2008），因而国内外对 PES 的准确定义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对于 PES 的条件性、自愿性等特征已达成一致（Wunder，2015）。PES 在概念和形式上与财政转移支付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主要形式为生态服务补偿计划，所以国外学术界对 PES 的研究集中于以案例分析为主的绩效评估上。例如，Scullion 等（2011）、Matulis 和 Sylvester（2013）、Zammit（2013）、Matthies 等（2015）分别对墨西哥科特佩市、哥斯达黎加奥萨半岛、澳大利亚、波兰的 PES 计划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各个计划的实施效果以及资金支付标准制定时应考虑的风险和成本。此外，PES 计划的多学科交叉性促使了国外学术界对 PES 计划的评估方法更具综合性。Huber 等（2013）将基于代理人的社会经济模型、动态景观模型、社交网络分析等方法综合应用于瑞士汝拉山脉的 PES 项目效果评估，认为 PES 项目能有效阻止草地和牧场遭到破坏，但仍需改革现行的政策以更好地发挥项目的作用。Hayes 等（2017）运用 DID 双重差分法发现 PES 计划提高了人们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使用合理性，认为该制度可以有效地用于对共有财产的保护，减少“公地悲剧”现象的出现。
针对生态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国外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内容也较为丰富，主要围绕理论概述、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展开定性研究。Levrel等（2012）从补偿方式、绩效评估、等价标准适用性以及补偿成本等角度对美国的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弗罗里达州过去十年生态补偿措施的分析发现，过短的补偿监测时间无法获得能够准确评估补偿措施净效用的数据，衡量生态服务得失的等价分析标准有待商榷。Busch 和 Mukherjee（2018）总结了印度生态转移支付的起源和潜在影响，通过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认为当前印度所实施的生态转移支付并未实现提高森林覆盖率的目标，印度政府仍需将保护和恢复森林作为今后政府资金投入的重点。Droste 等（2018b）以欧洲的超国家背景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基于欧洲现有财政补助机制的生态转移支付设计方案，并从生态效益、分配效益和成本效益这三个角度分别阐述了该机制的优势。Borie 等（2014）考察了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发现虽然“按照区域内人口数量拨付资金”相较于“按照区域面积拨付资金”更能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但这种做法却会增加人口较多地区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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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财政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经济学，最早于庇谷 1928 年出版的《财政学研究》一书中被正式使用，此后转移支付的概念逐步被社会各界所接受，转移支付制度也随之得以不断发展和运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在既有的政府收入划分与支出责任的框架下，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旨的一种财政性资金转移，具有无偿性和非市场性的特点。财政转移支付一般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另一种是同级政府与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模式，前者更有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后者更有助于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我国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引入转移支付制度，发展至今，其主要的支付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必须按规定用途使用，而一般性转移支付则并未对使用途径作出硬性要求，因而后者相较前者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二、生态转移支付
生态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具体形式之一，它将生态指标融入财政资金的分配标准中，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再分配对地方政府实施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成本进行补偿。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生态保护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生态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补偿有助于实现这种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激励地方政府做出保护环境的行为，尽可能地保障生态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生态转移支付同样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具体为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生态转移支付、地区内的纵向生态转移支付、以及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当前，我国主要实施的是中央对地方的纵向生态转移支付，包括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地方纵向转移支付，对于地区间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的建设仍在探索和试点中。虽然这三类生态转移支付在资金的统筹安排均有明确的使用导向，同一般意义上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有所区别，但支付方式仍然隶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因此在资金的实际安排上相较于其他生态补偿类专项转移支付依旧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此外，在规范的资金分配程序、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等制度环境尚未建设完成时，均衡性转移支付往往会发生支出偏差等问题，难以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意图（伏润民等，2011；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这种情况自然也适用于生态转移支付，李国平和李潇（2014）的研究结果便印证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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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生态价值理论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生态环境被视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不具有价值属性的资源，人们对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