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程度与财政纵向失衡程度.............. 47
第五章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经济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前述对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现状描述以及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大致可以做出对计量模型基本架构的判断。我国目前正处于整体经济转型的阶段，相应的政府职能逐步地从经济建设导向转为公共服务导向，财政支出结构也因此从政府投资倾向逐步过渡为民生支出倾向，这一系列的转型符合马斯格雷夫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观点。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公共支出的比重会上升。但由于我国财政纵向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大，破坏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地方政府的行为异化是在短期经济增长偏好与优先保障兜底性财政支出的复合目标下形成的，兜底性财政支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地区间财政竞争参与资格的标准。基于上述两点，在研究我国的财政分权问题时，财政支出规模比地区 GDP 更适合作为设计计量模型时对重点解释变量的非线性作用进行区间讨论的划分变量。本文认为，作为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变量，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在各核心变量对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中存在“门限效应”。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的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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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要以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对财政分权制度进行完善，就必须考虑到激励机制的作用，以及防止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异化，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激励相容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保持行为目标的一致性，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出发点，从根本上实现政府合意性的最大化。对国家财政分权框架进行调整应该说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层面的调整，已经触及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必须与整体的经济形势、长期的宏观经济目标以及我国当前的国情特点相一致。基于这样的政策目标与约束条件，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分权框架调整在总体上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服务财力保障的关系。根据本文的前述，无论是在理论分析上还是在实证模型的检验结果上，各地方经济发展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投入与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具有天然的需要进行取舍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内涵中，二者又存在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的统一性。虽然在当前，更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投入偏低是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问题，但我国当前整体经济下行也是让政府感觉到压力的事实，因此在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这一主要矛盾进行的财政分权调整中，要坚持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同时兼顾好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目标。
其次，对财政分权框架的调整要综合考虑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与控制整体财政风险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基本面下行与存量泡沫难以短时间消化的双重因素下，公共风险已经成为财政领域不得不面对的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目前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治理体制下，各层级政府间的风险责任主体相对模糊，中央在具有很强的经济控制力的同时，往往被认为相应地具有为地方兜底的责任。财政分权改革会进一步明确财政收支管理权力与责任的划分，同时也意味着财政风险的重新划分。在某种程度上，财政分权改革有可能因为中央隐形信用的消失导致地方财政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公共风险暴露压力，但也有可能因为事权分配而使得公共风险透明化、分散化。因此，虽然财政分权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但同时也需要对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问题的变化加以全面的考量。
最后，对财政分权框架的调整要处理好财政资源分配中“以人为本、钱随人走”与区域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关系。人口大规模流动与户籍严格的管理并存是我国的国情现实。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财政资源的分配往往依据户籍进行，存在着严重的治理模式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的矛盾。因此，在财政分权改革中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钱随人走”的原则，财政资源依据实际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进行分配，比如正在推行的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之间医保均等化就是改革方向的一个典型例证。但由于发达地区往往存在大规模的人口净流入而相对欠发达地区往往存在大规模的人口净流出，“钱随人走”在这样的状况下意味着财政资源要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会造成区域间财政能力更大的不平衡。因此，财政分权改革必须要处理好财政资源更合理分配与区域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