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商务管理论文，本文通过收集2012-2021年接受度较高且较为标准的英语能力指数即托福平均成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尽量以较为统一的标准衡量各国的英语能力，同时以中国与18个国家的总贸易额、服务贸易额及货物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流量的具体影响。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023年，我们见证了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国际合作倡议的十周年里程碑，它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构成，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舞台。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高度评价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就，称其为广受赞誉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并进一步强调了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及我国将进一步推动这一国际性的平台发展的决心。在建设这一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性区域合作平台，英语作为国际公认的通用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愈发密切，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绝佳的机遇。交通和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地球被人为的“缩小了”，各个国家和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逐渐正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语种。英语已成为国际贸易交流中的关键工具，这就不可避免的要重视起英语在其中的应用，包括应用技巧，应用方式等全方位的探析。
近年来，服务贸易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尤其在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贸易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新引擎。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数字化、网络化的加速发展，服务贸易的范围和深度也在持续扩展，涵盖了金融、教育、医疗、信息技术、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服务贸易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规模和水平。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和质量也在不断优化升级。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与18个贸易国之间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数据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旨在深入探讨英语能力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将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本研究将聚焦于英语能力与中国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探讨英语能力是如何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和范围。通过明确研究问题和目标，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进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通过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外关于英语能力与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现状和成果，梳理出相关的理论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明确英语能力影响服务贸易的内在逻辑和作用路径。再次，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并进行实证分析和结果解释。本研究将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收集相关国家贸易数据和资料，构建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和构建的模型，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英语能力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具体影响及其程度。通过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揭示英语能力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结论。基于研究得出的结论，并结合中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实际发展状况与需求，本文将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更加稳健和持续的发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语言经济效应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根本性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非直接性的联系。Pattersson（ 1992）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语言在制度体系内所扮演的角色，并创造性地将其定位为制度架构中的“元”制度，即一种基础性、支撑性的制度要素[55] 。索绪尔在《语言本质论》中创新性地指出，语言拥有一种制度性特质，它被视为社会内部一种经久不衰的约定体系。作为这种制度的象征性标记，语言不仅映射出使用它的社群所持有的认识论、价值观、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隐性文化”，同时也在塑造和影响着这些文化核心要素[56] 。Chen（2013）的研究表示，不同的语法时态结构会对语言使用者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导致他们在储蓄习惯、退休规划以及对家庭重视程度上展现出各异的倾向性 [57] 。
这一发现激发了更多学者对语言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探索兴趣（Grin，1996，2009）。特别的是，他们将语言技能的熟练程度视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劳动者在语言运用上的流畅度差异，是其经济表现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志[58] 。李宇明（2011）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语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加强语言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建议[45]。同时，语言作为制度,不仅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还影响着其他制度安排的效率（张卫国，2008）[20]。Ginsburgh等人（2011）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多样性的问题，通过分析多语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如何平衡语言多样性和经济效益的政策建议[51]。在国家、企业和个体层面上，语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首先，在个体层面上，赵颖（2016）的研究发现，英语和普通话对个体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溢价效应介于11.62%至15.60%之间，且英语能力的溢价高于普通话，这一发现强调了语言能力在个体经济地位提升中的重要作用[1]。
2.2 通用语与国际贸易
关于语言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Grin(1995)在文章中通过分析英语与瑞士进出口贸易量的关系，指出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瑞士的进出口贸易起着积极的正向作用[59]。此后，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与贸易的关系研究才开始被引入实证研究中。
自二十世纪中叶起，随着Tinbergen（ 1962）和Linnemann（ 1966）等学者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家间贸易流量的量化分析中，探讨哪些因素影响着双边贸易流量，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60][28]。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因素如经济、文化等被加入模型中，引力模型逐渐成熟。由于早期技术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难以精确衡量语言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采用了“通用语”这一概念来解释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Frankel和Rose（2002）便是基于这种“通用语”方法，对比了存在共同语言和不存在共同语言的国家。他们发现，在其他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能够达到不使用共同语言国家的1.8倍[62]。Anderson和VanWincoop（2004)则通过研究语言障碍与贸易量的关系，得出语言障碍相当于对贸易额外征收了7%的关税的结论[63]。Selmier和Oh对比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作为国际贸易共通语言的效果，结果显示英语在促进贸易方面的作用最为显著。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仅有英语能够有效提升英语国家的进口量，同时并不会对其出口产生不利影响[64]。
此外，单纯的研究贸易国之间共同语言与贸易量的关系实际上是存在不足的，贸易双方也可以选择除了本国官方语言之外的通用语如英语进行国际贸易，这种通用语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JanFidrmuc和JarkoFidrmuc（2016）通过研究欧盟国家发现，第三方语言如英语比共同的官方语言对国际贸易影响更大[65]。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口比例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比例对美国贸易有重要影响，后者对美国贸易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前者，这表明英语作为通用语对贸易的贡献大于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贡献(Hutchinson，2002)[66]。Ku & Zussman（2010）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130多个国家的平均托福成绩作为衡量英语能力的指标，用以分析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他们发现，英语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贸易双方克服语言障碍，进而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67]。
第三章 英语能力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机制分析 ........................11
3.1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现状 ........................... 11
3.2中国英语教育现状 ................................... 13
第四章 英语能力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18
4.1样本、变量及模型选择 ........................................ 18
4.1.1样本选择 ...................................... 18
4.1.2变量选择 ........................................ 19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33
5.1结论 ................................ 33
5.2启示 ......................................... 34
第四章 英语能力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4.1 样本、变量及模型选择
4.1.1 样本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选取了2007-2021年间中国与17个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以及英语能力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这些国家主要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具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