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变量选择
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以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两国之间服务贸易的规模和水平。解释变量则包括贸易双方的英语能力，借鉴国内学者张卫国（2016）关于英语能力与贸易的研究，通过托福平均成绩来衡量。同时，由于托福考试的参加者大多为该国有留学需求的人员，以此代表全国国民英语能力可能有失偏颇，本文将以英孚教育发布的《英孚英语指数报告》替代本文的核心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变量记为EFL。此外，本研究还引入语言距离（LDIST）这一工具变量来检验本研究的稳健性及解决研究潜在的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服务贸易额的因素，本文还借鉴徐珺和自正权（2020）关于语言经济价值的研究，认为GDP、地理距离、是否接壤等均会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变量选为控制变量，详见表1。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2012-2021年接受度较高且较为标准的英语能力指数即托福平均成绩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尽量以较为统一的标准衡量各国的英语能力，同时以中国与18个国家的总贸易额、服务贸易额及货物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国民英语能力对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流量的具体影响。在控制国家经济总量或规模、人均消费能力、国家地理接壤状况、首都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语言以及贸易协定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国双边英语能力与中国对外贸易流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而这种正向关联在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由于托福成绩在代表国民英语能力时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也使用英孚教育的各国英语熟练度指数作为替代变量、语言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将样本分为服务贸易进出口、货物贸易进出口，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从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及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两个路径对英语能力影响双边服务贸易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具体为以下：
第一，英语能力是影响一国贸易的重要因素，且相较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更大。具体来说，在充分控制国家经济总量、人均消费能力、接壤情况、地理距离以及贸易协定等多重因素后，研究揭示双边英语能力对我国双边总贸易额的影响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且与服务贸易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更加显著。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两国GDP乘积、人均GDP乘积以及贸易协定等变量均显示为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基于引力模型的贸易研究预期相符，突显了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及贸易政策在双边贸易推动中的重要地位。具体来说，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经济水平的提高为双边贸易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强的购买力，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同时，贸易协定的正面效应反映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对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积极影响，进而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同时，地理距离变量的负系数再次验证了其对贸易的阻碍作用。距离的增加导致运输及交流成本上升和贸易风险增大，从而降低了双边贸易的可能性。这与引力模型中的“距离衰减效应”相吻合，即双边贸易流量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第二，英语能力对于服务贸易流向的影响程度不同，无论是服务贸易还是货物贸易，对于进口的影响都要大于出口，这一结果可能与我国的贸易进出口结构相关。
第三，英语能力可以通过影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及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影响双边服务贸易。国民英语能力的提升将增强一国的贸易相对优势同时加快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进程，进而对双边服务贸易产生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