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商务管理论文，本文在研究OFDI区位选择、制度距离对于中国投资影响以及中国对RCEP成员国OFDI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与中国对RCEP国家投资现状，从政治、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制度距离三个层面就制度距离对RCEP国家投资区位分布状况展开研究并提出假设。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从无到有，在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抓住发展机遇，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助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提升。本世纪初，中国又正式提出了“走出去”的境外投资战略规划，出台扶持性政策，鼓励越来越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向海外伸出触角，构建多元投资格局。在世纪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依然保持向好发展势头，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随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强势反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88.2亿美元，同比增长16.3%①。不过，随着中国OFDI规模不断扩大、区位分布日趋多元，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制度性因素，如东道国与中国在监管质量、腐败控制、经商自由度、金融自由度以及产权保护等诸多制度层面的差异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愈发突出。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扑朔迷离，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因素对热点地区经贸投资活动的影响突显，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退出国际机制，使这些机制的正常运转陷入困境，助长了国际失信行为。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新挑战面前，国际社会迫切要求创建更加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使其致力于互利共赢、协同合作且兼顾效率与代表性。由地区层面制度构建逐步扩展至全球是当前治理机制革新的优先思路。地区经济治理新机制构建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推进着力创建东亚特色的新规则和新发展模式，保证制度规范的全面性和较高标准，兼顾“制度开放”和“制度限容”。
1.2文献综述
1.2.1基于OFDI区位选择动因的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OFDI的区位动因展开了实证研究。Buckley P.J.等基于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市场规模越大、文化相似性越强、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1]。Ren X.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得出结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对投资流量影响较大，而技术和产业结构影响甚微[2]。Pegah S.等创新性提出经济复杂性新因素，发现经济复杂性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对流入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统计和经济层面上的显著影响[3]。Mehmet N.T.和Suleyman D.发现，在拥有完善法制体系、贸易更加自由、监管障碍较少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更多，此外，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相比前几项对OFDI的吸引更大[4]。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着较为丰硕的成果。宋维佳、阎大颖揭示了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战略资产禀赋等均对于吸引外资有较大的影响作用[5-6]。王永钦等研究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低的税率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动因[7]，邵宇佳还指出中国企业OFDI市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明显，前者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在一定程度表现为挤出效应[8]。王正新和周乾在营商环境角度切入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低的国家投资更加谨慎[9]。
第2章制度距离影响OFDI区位分布的作用机理分析
2.1制度距离内涵及测度
2.1.1制度距离内涵
North早在1990就提出，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一系列约束条件，是“社会活动的准则”，包括正式制度（如政治和司法规则、契约和经济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1995年，Scott将制度归纳为所有社会规范和规章的总和，包括管制、规范以及认知三大基础要素。1996年，Kostova T.and Zaheer S.最先明确提出“制度距离”这一概念，定义为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49]。此后，学者们以此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制度距离进行定义。2009年，Phillips N.,Tracey P.和Karra N.从组织领域角度进一步解释制度距离，指出制度距离是两国之间相应制度领域的认知、规范和管理差异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50]。2011年，阎大颖提出制度结构的变迁方式和速度等不同使得国家间产生了较大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如今，不少学者通过制度距离的概念来研究跨国企业经济行为面临的挑战并进行战略决策。
随着制度距离的界定日益明晰，对其分类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主流的分类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分类是二分法，Estrin Y.将制度距离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以成文差异与否作为区分关键点[51]，这是目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分类方式，也是本文所认可的形式。正式制度距离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则涵盖了除前者以外的所有内容，且以文化制度距离为主要组成部分。第二种分类是三支柱法，Lowell将制度距离分为规则、规范和认知距离，三者分别表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法律和企业规则、企业价值观以及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差距。第三种分类方法是四象限法，将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差异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不确定性进行排列组合，将其放入转移、对冲、规避和适应四个象限。Salomon R.and Zheying Wu[52]在此基础上又细化为政治、经济、管制和文化距离。此后，有学者认为制度距离应扩展维度，在研究中又逐渐扩充为四象限九维度。
2.2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机理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由于制度距离的存在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本文对制度距离的分析聚焦于三个维度，以下具体分析每一个维度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且提出相应假设。
2.2.1政治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机理
政治制度距离的评价指标有六项：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法治程度、腐败控制、话语权与问责权、政府效能和监管质量。综合来看，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行政的高效性是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原因。
（1）政治的稳定性
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要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伴随着政党频繁更迭、官员贪污腐败、社会暴乱等社会问题的发生，跨国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得不到保障，企业发展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人财物力大量损失甚至会面临破产倒闭。RCEP成员国中东盟各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故对于政治的稳定性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政治腐败。学者们持不同观点，以Jose R.Godineza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腐败距离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不对称的影响，若母国腐败程度低于东道国，即母国的政治环境更加廉洁公正，那么腐败距离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而Hadjila Krifa-Schneider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中国对外投资更倾向于政府腐败控制更差或较为相似的国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58]。同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会加大政府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机会主义式的违约，侵害产权，甚至会非法侵占、剥夺和转移外资企业的资产和收益。即使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但如果东道国国内执政势力话语权较弱，政治稳定性差，投资协定能够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并不大，故跨国企业在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较小。
第3章 中国对 RCEP 国家 OFDI 的区位分布现状 ......................... 19
3.1 中国对RCEP国家投资现状 ............................... 19
3.1.1 投资流量情况 .......................... 193
3.1.2 投资存量情况 ...................................... 20
第4章 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 .......................... 29
4.1 制度距离的评估和测算.............................. 29
4.2 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单双边投资情况 .................................... 31
第5章 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 58
5.1 主要结论 .................................. 58
5.2 政策性建议 ............................... 60
第4章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实证研究
4.1制度距离的评估和测算
第2章中给出了制度距离的集中测算方法，本文综合考虑各种方法的适用性、有效性，对政治制度距离采用绝对值法测算，对宏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采用KSI指数法进行测算，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如下：
根据表4-1，中国同大洋洲国家的平均政治制度距离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但2012年后数值大趋势持续下降，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政治制度距离不断缩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