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中国的角度提出可靠的政策建议，本文使用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指数。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人均 GDP 可以表示两国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人均 GDP 越高表示消费和需求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其中，Christodoulou（1992）和 Pieri（1997）等的研究表明，两国的人均 GDP 差异越大国内产业内贸易的总额比重也会减少，即人均 GDP和贸易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王玫茜（2018）关于人均 GDP 差异与贸易互补性的关系研究指出，人均收入差异越大需求结构越不相同，贸易的互补性越弱。本文选取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作为贸易互补性影响因素之一，并以中日人均 GDP 之差衡量人均收入差异。
（2）劳动力资源
根据资源禀赋理论，该国的劳动力资源越丰富，国内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就越强。林彦儒（2015）等的研究指出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与贸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并对贸易出口而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第 4 章我们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增加值贸易出口产业类结构，表明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贸易互补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采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⑨作为衡量劳动力资源的指标，该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预期符号为正值。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首先，阐述了增值贸易的概念和研究进展。其次，对中日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中日增加值贸易的现状分析和中日增加值贸易互补性分析。最后，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劳动力资源、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模型，利用 2000 年到 2015 年的相关数据对中日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经过上述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可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从中日增加值贸易总额来看，2005 年到 2015 年中日增加值贸易大体上保持上升趋势，这表明中日之间存在密切的经贸易合作关系；从不同产业的中日增加值贸易出口规模来看，中国对日本增加值出口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不高、增加值不高的产品，而日本对中国增加值出口主要依靠技术含量较高、增加值高的产品；从贸易比重来看，中国对日本出口最终品占比低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占比，这表明日本嵌入 GVC的程度高于中国；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占整体增加值贸易额的比重均较大，这表明中日增加值贸易主要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其中，从中国的制造业的结构来看，2015 年中国的制造业 GVC 地位有上升趋势。主要是由是 2010 年以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更多的中间品导致 IV 贡献率的提高，导致了中国制造业 GVC 地位的上升。
第二，从中日贸易结合度指数来看，一直以来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低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但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对东盟的中间品出口有明显的增长，导致了日本对中国贸易结合度的下降；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看，纺织品、皮革和鞋类和日本的运输机器存在极强的比较优势。这分别体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征和日本技术储备丰富的特征，但是近年来东盟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商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渐大于中国，导致中国在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下降；从贸易互补性指数来看，纺织品、皮革和鞋类和运输机器为中日增加值贸易中最具互补性的产业。随着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技术型制造业的互补性越来越强，而日本的技术性制造业的互补性有所下降，这表明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形式有所变化。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