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税收论文，本文选取2010-2020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引入合适工具变量，研究了公共教育支出对母亲群体个人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衡量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大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一系列明确女性权利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女性的权利实施提供了强大有力的保障。相较于以“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当下社会人们对女性地位的重视程度已得到了显著提升。男女受教育机会逐步趋于均等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了50.9%，该占比数值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为1674.2万人，占全部普通本专科学生的比重达到51.0％，该占比数值比2020年提高0.1个百分点；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为450.6万人，占全部成人本专科在校生的58.0%，该占比数值比2010年提高4.9个百分点；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其中男性为10.22年，女性为9.59年，性别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少0.8年缩小为少0.6年；全国文盲率为2.67%，其中女性为4.10%，比2010年下降2.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而性别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性高4.1个百分点缩小为高2.8个百分点。除教育外，男女就业机会也正向均等化趋近：在各种就业政策与创业扶持政策的相配合下，妇女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亦显著提高。截至2020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为6779.4万人，比2010年增加1917.9万人，增长幅度高达39.5%。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5%，已实现201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保持在40%以上”的目标，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更高职业阶层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司高管、研究人员等。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说明在当下社会，女性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其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的协调有序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愈发受到人们的尊重与认可。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文章创新
一、研究思路
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切入，识别公共教育对母亲群体个人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讨论分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的差异性效果及对不同类别女性群体个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以明确公共教育支出的受益归宿，进而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步骤为：第一，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公共教育支出影响母亲收入的理论机制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第二，收集并整理微观调查数据，并与地区层面的公共教育支出等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合适的计量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定量得出公共教育支出对母亲群体个人平均收入的影响程度。第三，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分析，验证公共教育支出影响母亲收入的路径；结合异质性分析，进一步研究公共教育支出对不同属性个体的差异性影响；开展稳健性检验，确保文章结论的可靠性。第四，总结研究结论，并就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主题、目标及思路，文章的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研究的背景以及选题意义，详述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并提出文章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梳理本文所参考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评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分析公共教育支出影响母亲收入的理论基础，阐述公共教育支出对母亲收入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为数据选择与模型构建，介绍数据、样本的来源以及数据处理方式，研究变量的定义方式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与识别的策略。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与分析，包括基准回归、工具变量回归、影响机制检验、以及根据样本特征分组后的异质性分析，验证文章提出的各项假说。同时汇报采用不同的样本、改变变量赋值方式进行稳健性回归的结果，以研究实证结论的稳健性。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总结文章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文献梳理
目前，在有关公共教育与母亲收入之间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女照料时间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等方面。具体来说，照料方式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家庭照料和机构照料（或称正规照料）。家庭照料包括父母照料与祖辈照料，机构照料则是指子女在幼儿园、学前班、托儿所、各类学校等正规机构获得的照料或教育服务。而本文的研究重点则在于教育方面的照顾和陪护，所关注的公共教育能够直接体现在公立教育机构的数量及运行等方面，从而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及收入。在此部分将从照料方式以及公共教育对家庭的影响等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一、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以及母亲角色的作用
无论是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关注，还是出于对养老保障的诉求，家庭高度重视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由父母为代表的家庭成员和市场化的培训机构提供的课外辅导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Bray,1999；Dang & Rogers,2008)。除去经济性的教育支出，父母在子女教育时间上的投入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父母花费越多的时间与精力为子女阅读书本、监督子女的功课完成情况、带子女参加文化活动、与子女的教师、班级其他家长进行沟通交流，越能够提升子女在学业上的表现(周奕欣等,2014；张云运等,2015)。一方面，父母花时间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有助于子女包括但不仅限于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其学业成绩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雷雳(2001)研究发现，父母的陪伴会使得子女更加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其心理更加健康，也更容易融入社会，而缺少父母陪伴的子女相较而言则更容易做出反社会、非社会性心理行为，影响其个人健康成长。Gonzalez-Dehass等(2005)指出，父母花费时间参与子女教育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子女的自觉性，更能够帮助子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韩仁生和王晓琳(2009)的研究发现，父母花时间陪伴子女，有益于培养子女的自我效能感，使其更加具有自信心，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子女的学习能力，直观表现为子女的考试成绩提升(郭筱琳等,2017)。Oluwatelure(2010)则研究发现，这种陪伴让子女能够更快融入学校环境，适应学习生活。此外，刘桂荣和滕秀芹(2016)还发现，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能够培养子女的自主学习能力。
第二节 文献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可知，父母的陪伴对于子女身心的健康发展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极其重要，但这种陪伴以父母投入工作的时间、精力减少为代价，即以父母的个人收入为代价，而对于更多承担了子女照料职责的母亲而言，这一矛盾将更加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母亲需要寻求包括祖辈照料与机构照料在内的外部帮助，缓解她们照料子女的压力、子女教育的压力。当祖辈参与到孙辈的照料工作当中时，能够有效缓解母亲的照料负担，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进而取得更高的收入。此外，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存在互补作用，即存在挤入效应。政府加大学前教育支出，兴建以幼儿园为代表的学前教育机构，提高其可获得性，也将有效缓解子女照料对母亲个人收入产生的负面冲击，显著提高母亲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但以上研究更多聚焦于尚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幼儿，同时在机构照料影响母亲收入的文献中，多使用幼儿园、托儿所等机构的可获得性作为解释变量，在模型上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正规机构照料的可获得性影响母亲个人收入，而母亲个人收入提高也能够更加容易寻得正规机构照料服务的帮助，二者互为因果。
基于此，本文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采用了公共教育支出，同时引入合适的工具变量，进一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另外，本文的讨论不限于还处于幼儿园教育阶段、或者还不满7周岁的子女样本，而是包含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的子女样本，按照各自的受教育阶段赋予对应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数据，以研究不同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对母亲个人收入的影响，丰富原有研究结果。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14
第一节 公共教育支出与母亲时间配置 .................... 14
第二节 公共教育支出与工资率 ......................... 16
第四章 数据与计量模型设定 ........................... 18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处理 ......................... 18
第二节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的定义 ..................... 18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 21
第一节 基准回归 ................... 21
第二节 机制检验 ...................... 26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第一节 基准回归
一、公共教育支出对母亲收入的影响
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根据式4.1展开检验，即不区分少儿所处的受教育阶段，对正在接受教育的少儿，匹配对应年份、省份的生均公共教育支出数据，以判断公共教育支出的整体效果，若没有上学，则认为少儿及其母亲不受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即该类个体的变量𝑝𝑢𝑏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