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产业经济论文，本文通过国内外关于贫困的相关研究，梳理了国内外贫困研究的大致脉络。结合湖北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湖北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类型分析，然后，基于欧美和国内沿海发达省份经验，认为利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法获得相对贫困发展线更适合湖北省，再结合国内外解决相对贫困和湖北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经验和启示总结出湖北应通过差距拉平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多重保障机制、组织运行机制进行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构建设计。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贫困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缺衣少食的绝对贫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源极大丰富，贫困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慢慢衍生成为一种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现象。消灭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也是每一个国家追寻的理想目标。中国经过几代领导人的接力奋斗，实现了 8 亿多人口完全脱贫，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2020 年全国范围内已经不存在绝对贫困，中国成为了人类战胜贫困的模范生。特别是，2015 年以后，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大力推进，我国贫困人口每年以几千万的数量减少，其中“十三五”时期实现 5575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①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时也直接证明了中国是至力于解决全球贫困和国内贫困的践行者。
作为中部五省之一的湖北，既是全国农业大省，又是长江经济带上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湖北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201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 77387 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是 1.12 万美元，超过国内人均 GDP1.03 万美元，②接近全球人均 GDP，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湖北省已经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省份。④同时，湖北省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地改善，2019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760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390 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9.5%下降到 2019 年末的 0.14%。2020 年，随着湖北省竹山县、巴东县、竹溪县、保康县、房县、五峰县、丹江口县、英山县、郧西县 9 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也就是说按照国家颁布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即 2010 年实施的不变价格每人每年 2300 元，湖北农村地区实现全部脱贫，标志着湖北脱贫攻坚完美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按照国家预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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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一、关于相对贫困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学者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
国外关于贫困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研究的重点。
1、关于相对贫困内涵的研究
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在贫困理论逐步成熟中诞生的，国外学者最先从收入入手，以相对收入为切点，分析社会个体之间收入剥削的状态。随着贫困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对社会贫困认识角度的深入，相对贫困内涵和理论界定进一步得到扩展和完善。
美国经济学家 Galbrainth（1958）第一次提出贫困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是否贫困主要取决于他人收入水平和收入增加的快慢，而自身收入的多少和增加的快慢只是次要因素，在这里，贫困是一种和周边人群对比的心理现象，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为后面学者关于贫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Townsend（1971）正式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进行区分，完成了相对贫困的定义。他认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只是理解贫困的一个方面，而个人或者家庭社会生活所需的资源，例如物质基础和精神娱乐低于甚至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时候，将不能享有正常的生活状态。后来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相对贫困进行阐述，其中 Amartya Se（n1976）则认为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是能力的缺乏，也就是说个人基本可行能力因他因而导致缺失。能力贫困的概念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机构的认可，而且被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用于国家和地区贫困认定与测算。Paugam（1995）采用多维的视角对贫困问题进行阐释，并在评价维度中加入了权利贫困，即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应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基本人权的缺乏导致的贫困。①他还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指收入、健康、营养的不足，还应该包括自身的脆弱性、政治权利的缺乏、社会排斥等因素。
2、相对贫困标准线及模型研究
贫困人口比率和贫困差比率是国际上通行的两种比较成熟的贫困程度测度方法。和其类似，相对贫困线也是以收入、消费和福利来衡量计算的。联合国及发达国家通常把社会平均收入值或中间值收入确定为相对贫困线。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确定是主观意识决定的，并没有清晰的理论支撑。国外的学者围绕相对贫困线的划分和模型构建也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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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湖北相对贫困线分析
第一节 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相对贫困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水平直接关联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贫困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经典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倒 U 曲线，一直是描述经济和收入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先变大后边小的现象。根据库兹涅茨假说，有些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国家的发展还没有到让国内收入差距迈过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发达地区贫困问题之所以不严重是因为经济发展总量使国内的收入差距迈过了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根据库茨涅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推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然存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对农民贫困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按照发展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贫困变化”这一逻辑线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贫困。收入差距是初次分配的结果，从政府的角度说，更多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税收、社会保障支出、政府的转移支付去弥补社会收入差距，从而减少贫困。因此，经济增加可以直接扩大居民收入来影响相对贫困，也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的实施间接影响相对贫困。
二、政策因素
财政偏向是矫正相对贫困的重要力量。经济增长与增加公共支出是减轻贫困的强有力两大工具，这已是学界共识。①政府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贫困问题，效果非常明显，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财政政策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能够对高收入人群收取高梯度的税收，一方面能够通过转移支付，为贫困人口提供生活的基本社会保障，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财政扶贫工程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收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或者财政性支出的方式投向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通过加大技能培训、提高子女教育、改善生活条件、升级生产工具等方式，有效的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例如，政府对低收入群体教育的投入，短期内难以看到收益，长远看可以提高几代人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自身价值，达到实现增收的目的。
在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对社会资源配置流向贫困地区，指引区域发展往往要强于西方国家。随着国内扶贫工作得不断深入，贫困的类型和扶贫方式也需要不断的发生改变，解决相对贫困和阻止返贫将会成为未来政府扶贫政策的重点，政策制定将会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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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湖北相对贫困的类型分析
一、刚脱贫的贫困户
对于刚刚摆脱贫困的群体，其自身收入刚刚迈过贫困线，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还比较差，在经济发展缓慢时期，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极容易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社会的相对贫困群体。对于刚脱贫的贫困户而言，成为相对贫困户一般包括主动成为和被动成为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刚刚脱贫的贫困家庭总体收入水平下降返贫成为相对贫困户，甚至成为绝对贫困户。这部分人口主要集中在脱贫实现致富的村民中，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远远的超过绝对贫困线，甚至超过东部发达省份公布的相对贫困线。例如，湖北城市周边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经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了旅游开发，居民收入水平翻倍的地区。在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例如重大疾病、经济下行、劳动力减少等原因，刚刚致富的贫困户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最终被动成为相对贫困中的一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特别是 2020 年后新冠疫情的爆发，国内外经济下行严重，以四大贫困区域为主的深度贫困区域返贫风险加大。
第二种途径，在原有绝对贫困线上脱贫的贫困主体，因相对贫困标准线的提升，被动划为相对贫困者。按照湖北省 2014 年实施的《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中提“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还是低水平的，仅仅比世界银行的每人每天 1.9 美元标准高 21.8%。①例如湖北很多地区，特别是湖北四大贫困区域，占全省面积的 45.72%，共辖 33 个县市，农村贫困人口 354.2 万人，贫困率达到 29.5%，远远高于全省贫困发生率，是未来主动成为相对贫困地区的重点区域。2020 年后相对贫困线的制定要按照承前启后、符合未来经济的发展、符合国家标准。因此接下来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相对于 2300 元不变价（2020 年底达到 4000 元）会进一步的提升，“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保障指标会进一步扩大。刚刚脱贫的贫困主体因人均年纯收入会低于新的相对贫困标准线或生活指标不能够满足新的标准，都会形成相对贫困主体。
表 2.1 湖北 H 市及其部分乡镇贫困边缘户和贫困边缘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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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内外解决相对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