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103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103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106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133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133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134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136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164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164
（一）中央层面 .................... 166
（二）地方政府 ................................ 170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3]。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4]事实雄辩地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在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一定要进一步构筑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 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我们党拥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一定能做好宏观统筹和微观操作的整体设计，在事关网络舆情治理科学立法、机构改革、资源整合、意识形态引领等方面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实现网络舆情治理工作的动态稳定。关于舆情治理中党的建设方面，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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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
作为技术手段的革新，以科技技术为支撑的匿名化处理方式泛化和模糊化了公民真实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职业等偶然性因素，鼓励网民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将一些在正式场合无法言语的想法表达出来。同时，网络信息传播成本较低、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质客观上促进了公民意志的表达。在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大背景下，公民不再一味服从传统惯例或行政命令，而是更加注重理性的反思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公民主体性日益凸显，并成为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历史情境和社会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并隐藏着感性化与情绪化的成分。理性和感性时常交织在一起，并共存于虚拟公共空间，既有公民理性参与的合理成分，也受到情绪化的挑拨。面对这个复杂的综合体，传统行政管理体系本身无法应对网络舆情带来的新的挑战。作为一片尚未开垦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的管理与控制尚无经验可循，网络舆情治理风险与机遇并存。
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它反映了现行体制下权利与权力两股力量的博弈，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博弈双方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实质上反映了公民日益增长的参与需求与传统行政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要破除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就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
从权利层面看，网络舆情打开了新时期公民参与政策信息反馈新的窗口。自下而上的公民利益诉求传递到政策信息输入始端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行政门槛的阻力。从网络舆情危机演化的过程看，网络舆情中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多是源于权利的失利。诸如 PX 事件或司法腐败等案件表明，权利在与权力博弈的初始阶段通常位于劣势地位，权利相关主体首先会寻求体制内的声援，被动地听从安排，只有当利益表达受阻时，才会寻求正式制度之外的权利表达方式。权利向权力的逼近是渐进地、逐渐展开的。当个体权利受损而又得不到公正的处理时，权利主体通常会寻求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传播较快、影响较广的方式，网络平台便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个体将事件公布于网络的目的实则是在寻求同质群体，或通过共情与道德共鸣的作用引发社会的关注。当舆情开始扩散，回应的人数逐渐增多时，同质性群体便开始聚集，非正式群体形成，尽管他们没有固定的场所和规章制度，但拥有共同的群体认同。当参与的网民越来越多时，个体权利的主张就会逐渐变为群体的权利主张。权利方得到了社会舆情的声援，具有了同地方相关部门议价的资本，而地方相关部门面临着媒体追踪报道、上级政府及公民的关注等外在压力，权利与权力方博弈的优势资源结构被打破，权利方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优势。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