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史纲》是一部以“中国人”的活动为特定对象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作。让历史成为一部立体电影，让人民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对历史进行了一番平民化的解读，以平民意识接近历史，正是此书的突出特色。
“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入狱而作《史记》，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狱中写成举世瞩目的史诗巨著《古格拉群岛》，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狱中留下闻名世界的《致奥尔嘉的信》……古今中外，似乎都留存着一个狱中著书的传统，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便是十年牢狱生活凝练而成，他在最卑微、最没有尊严的地方，以精神为追求，在历史的爬梳、写作中，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对历史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思考。《史纲》中那“我从何处来，现在在哪里，将向何处去?”的追问，那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不懈探究，那对文明兴衰交替、社会治乱相因的艰难解读深深地牵动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拨动每个人的情感心弦。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所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观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也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便是一部以“中国人”的活动为特定对象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作。
有人在评价这部书时说，史学界大多推崇这部书的文学价值，而文学界则对这部书的历史观很是称赞。的确，本书中的一些章节精彩的文学化描述是某些文学史也望尘莫及的。作者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用一种俯瞰的角度，描摹历史背景，勾勒时空脉络，不像一般史学家那样的写法去写“帝王家族光荣史”式的历史，而是自然而然把历史写得易懂、可读、具趣味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不仅出语精警，才智横溢，而且形象生动，文采斐然，给人余味无穷的感觉。所以，在编年体、记事体之外，柏杨先生开创了一个新的史体：平民体。让历史成为一部立体电影，让人民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角，对历史进行了一番平民化的解读，正是《中国人史纲》的突出特色。
作为“平民体”的第一个层面精神的显现，在于柏杨对皇帝称呼、历史编年、官职称谓给予平民化、通俗化的解读，以平民意识接近历史、解读历史、参悟历史。对中国历史各朝代皇帝的称呼，譬如写到隋炀帝，就称他的名字杨广，唐太宗就是李世民。不用歌功颂德的谥号，对每一个曾经掌握极致权力的皇帝，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人”。由于政治挂帅之故，历朝历代都强调“奉正朔”，于是没有一个一贯性的编年法，我们也一直未曾建立一种连贯性的历史观。现在的史学著作，让人望而生畏，要么就是以阶级观着史，要么历史就在教材中的若干个年代后面被各自分割，仿佛某年和某年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也从未发生过什么，于是绵延的历史有如马赛克出现，变成了跳跃式历史，连专业学习历史的人都会感到索然无味。但是读了《中国人史纲》，我们才第一次了解到了真正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具有国际观的历史。《中国人史纲》不以王朝更替、皇帝年号为时间标记，而是以客观且易于了解的每一个世纪为时间标记，每一个世纪又以十年为一个年代分割。如此不但修正了读中国历史难有一个清楚的时间脉络的问题，也同时在每章后面，以“东西方世界”结尾，加上同时间西方的历史大记，便于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历史进程相对照。以“俯瞰”的角度看历史，看到的就不只是中国的历史，也包括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东西方文明进程的对比衡量，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该世纪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程度、历史脉络，更易看清什么时候、什么方面中国或日中华文化灿烂于世，什么时候、什么方面大不如人。正如1644年，李白成一箭射向明皇宫承天门，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这一年，东西方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西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东方，中国满清封建皇族入主中原。这两件事，却对后来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截然相反。用“俯瞰”的角度看历史。读者的阅读感受是从天空、从其它星球上看中国历史，而不是只从中国、从地球上看中国历史，给人一种整体史观。与大多数“中国通史”一样，《中国人史纲》不能不从没有信史的远古的神话、传说开始，然后是半信史时代，最后从公元前九世纪的信史时代详细说起。“信史时代”以百年为一章，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崩溃前夕。不以“王朝”或重大事件为单元而以“世纪”为单元，表明作者有心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脉络中研究论述。尤为值得赞许的是，柏杨对中国古代官署和官职进行了有创意的翻译，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官署和官职都让人有距离感，为了方便当今读者的阅读，他在这方面颇动了些脑筋。如把左右督翻译为左右翼总司令官，把赞军校尉翻译成参谋长，把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分别翻译为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等，使人觉得既贴切准确又风趣幽默；他对历史年代、历史地名等都进行了现代化、科学化的处理和准确注解，更使读者一目了然，也使读者在得到历史文化娱悦的同时，得到丰富可靠的历史知识，这些都增加了阅读的趣味和方便。柏杨解读历史的整体史观还在于注意到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如中国历史上三次宦官时代的不同以及对历史的影响，忽必烈征伐日本因台风影响而失败以及二战时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命名等。这种整体观、平民化的历史解读方式，不仅显示了柏杨视野的开阔，更开阔了读者的视野，祛除了读者畏惧死记冗长枯燥、断裂破碎的历史心理，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样一种生动的叙述方法与迥然不同的解读历史方式。
民间在言论和书写都受到严重封杀的古代，稗官野史，不过只鳞片羽。没有条件出现一部以广大众生为本的历史是必然的。正如柏杨所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还是习惯陶醉在一种僵固的自慰自欺模式，如同童话中‘没穿衣服的国王’般，掌权者是那个自欺欺人的国王，老百姓只会在旁边拍手，不戳破真相……我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就是童话中那个不识趣、但说出真相的小孩，我要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态度来写这部书。”作为“平民化”的另一层面精神的显现，在于这部通史不叫“中国通史”或“中国史纲”之类，而名之日“中国人史纲”，表明其重心是“人”，是对历史发展产生过相当影响的重要人物。此书对重要的文化、艺术、学术、科学、技术成就都有精彩的叙述评论，但其重点无疑是政治史，是国家、朝代兴亡的缘由：是制度、政策对百姓生活的种种影响。中国传统史学格外侧重政治史，以至梁启超曾说中国传统史书只是一部“帝王家谱”。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一代一代的修史，一代一代的读史，重复着宫闱演变，重复着帝业兴衰，重复着隐恶扬善，重复着偏见与不公。本书的重点固然也是政治史，尤其侧重于“帝王将相”。但他侧重于“帝王将相”与中国传统史学则有本质的不同。传统史学是以帝王为主体，而柏杨此书则是将帝王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以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不是帝王们的宏大功业作为衡量帝王的标准。例如，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从春秋末期到西汉这四百年间是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值得称颂的是各种思想学说的百家争鸣，光芒四射，是权力地位世袭制的破坏、平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爬到贵族地位，荣任高官。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值得称颂的是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富庶繁华。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一百余年，是作者所称的第三个“黄金时代”。但他对这第三个“黄金时代”的评价远不如前两个：“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中国起自明代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在他的史观中，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一部“人性史观”的著作。人性是什么?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尊严……只要是人，应该都同意、接受人性。这部书畅扬人性回归。就是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地位和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种人的中心地位的高扬，历史、文化也开始受到一次全面的审视，从而使中国人的历史具有了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景观和冷峻的文化反思激情。从对人和生命关注的角度讲，这本书对历史的解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是一部史学巨著，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更不是戏说，而是一部灌注了许多个人情感的历史思索，将浩繁的历史浓缩在典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代表之中。
“历史功罪，待有后人说”。柏杨先生揭起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最痛的伤疤，他更想用一种个人的观点来激发中国人爱国的情操和历史使命感。结合了正史和野史趣闻，对某些历史史实进行演义，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个看过地狱的人讲历史，跟学者在书斋里的讲史自然不同，对个人生存的高度重视，使他对以往的统治者充满了蔑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帝王将相不过是人渣和酒囊饭袋而已，是心智可笑可怜亦极可恨的罪人。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千年以后我们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绝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朝廷。”这种平民化的人性史观，使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比如说杨广、完颜亮等人患有“大头症”，这类解读近乎市井理性；或者以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古人，比如说，“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才能，但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同样写历史人物，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我们现在也能常见的中国人，柏杨笔下的项羽则让我们高高在上地以为西楚霸王“低能”。这样说，当然是对前贤的苛求。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历史，柏杨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便、一种参照。何况柏杨的中国史是这样明快可读，他总结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人牢记，那些历史轮回的人物事件，如果今人蹈其覆辙，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诚使“后人复哀”也。生生不息的历史，智能与知识日积月累的历史，发展与变化着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继承以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以此来面对当前的生活，应付未来新的挑战。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