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