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双重代理的角色加剧了博弈态势。地方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者，说明地方具有双面性，因此，其行为也会由这种双重身份来共同决定。地方作为中央的代理人，二者在促进地区发展的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而财政分权制度下的地方还是当地微观主体的利益代表，谋求地区的发展使地方行为与中央的目标产生差异，也就是说，如果环保税税权配置偏向中央过多，就难以避免地方的“寻租”行为，加深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
第 1 章 导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莱茵河污染事件及海湾战争油污染事件等诸多环境公害及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环境问题。2009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后，环境问题成功发展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的焦点。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环境会跟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拐点”后，环境污染程度将会逐渐降低。然而，这一“拐点”并不会自动到来，需要通过国家政策影响来实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英美、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开征了独立的环保税，环保税征税对象逐渐由收入转向环境破坏行为，起到了保护环境、调节税收的作用。近年来，土壤污染问题、地下水污染问题、空气质量问题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阻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目前，国内已经进行了许多环境资源相关的绿色税收体制改革，例如：小汽车消费税税率的提高、资源税从价计征的实施、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中对节能减排企业的税收优惠等。虽然我国税收绿色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仍难以与发达国家较成熟的绿色税收体制相比，环保方面仍未有独立的税种。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探讨，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开征环保税形成一致的观点，我国政府逐步加快了环保税立法的步伐。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2007）明确提出“研究开征环保税”，“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开征环境保护税”。2015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标志着历时八年之久的环保税终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16 年 12月 25 日，《环境保护税法》顺利通过，并定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随着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环保税由此成为我国第 18 大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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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环保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盛行以来，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上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普及。不同于其他独立税种，环保税制在各国存在较大差异：征税对象不一，有对资源使用征税，也有对污染行为征税；税目跨度大，碳税、许可费、生态破坏税、排污税等名目林立；税率设计不一；征税标准不一；等等。可见，环保税制从设计到实施都是相当复杂的，开征环保税不仅要协调财税、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制度，还要平衡中央与地方、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学术界，环保税的制度设计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对象。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环保税开征较早，征管过程中已经享受到了环保税带来的经济效用，同时，也体会到了现行政治、财政等制度对环保税推广的阻力。所以国外学者对于环保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保税“双重红利”的经济效应方面、协调相关主体利益并化解环保税征管阻力等方面，研究现状如下：
（一）环保税税率——“庇古税率”与“最优税率”
1920 年阿瑟·庇古首先提出了政府应采取税收手段使环境外部成本内在化的“污染者付费”思想，也即“庇古税”，其目标是矫正税收扭曲而不是借此来筹集财政收入，然而税收返还所造成的税收扭曲是无法避免的。庇古的学生拉姆齐得出最优税率与商品需求弹性成反比例的结论，并提出建立“广税基，低税率”的税收体系，拉姆齐的研究拓展了“庇古税”。其后，国际学者们便沿着“最优税率”与“庇古税率”的高低对比路径进行讨论，至今仍是各持一说。
（二）“双重红利”的经济效应研究
关于环保税，“最优税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经典话题，然而“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问题逐渐活跃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公地悲剧”理论及“双重红利”说等观点被适时提出。加勒特·哈丁于 1968 首次提出“公地悲剧”理论，他认为防止公地污染发生、减少公地悲剧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政府征收环保税。“双重红利”理论是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戈登·塔洛克的“额外收益”理论，该理论发展迅速，于 90 年代就已经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成为运用税收手段支持环境保护工作的又一重要理论，主要运用 CGE 模型及一般均衡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证实双重红利的存在，典型代表有高尔达的“双重红利”假说，伯温伯格关于环保税公平性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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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分析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环保税
环保税即环境保护税，也有环境税、生态税、绿色税等类似称呼，是各国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经济激励机制。环保税由庇古最先提出，随着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庇古的观点已被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并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环保税在保护生态环境中逐渐取代政府直接干预而占据主导地位。
环保税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税收学界，《国际税收辞汇》将环保税解释为是给予投资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的投资减免，或对污染主体和使用污染物的行为所征收的税。根据 OECD 的判定标准，广义的环保税包括一切对环境具有保护性质的税种，如燃油税、消费税及资源税等，狭义的环保税仅以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行为课税对象。美国环保税涵盖了工业和家庭使用能源资源、航空以及废弃物等内容。张世秋认为广义的环保税是以环保为目的开征的税种的总称，包括排污行为税收、自然资源开采税、具有环保意义的其他税种及一般性环境附加税。张传国认为环保税是针对污染和资源使用行为所征的一种减少资源使用量及所得税的税收制度。
目前，国际上对环保税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但总体来看，OECD 范本被多数学者接受，多数国家也以该范本的狭义环保税或广义环保税为标准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仅针对直接向环境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等应税污染物的行为征税，是狭义的环保税，这种非“污染税”定义的做法为环保税的扩围留下余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高瞻远瞩。
2.1.2 税权
“税权”的“权”在经济学中一般被视为“权力”，税权就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经济上表现为公民让与国家的其个体所有的部分财产的形式。“税权”作为专业名词，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于 1991 年首次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八五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税制改革要“集中税权”，在《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发[1993]90号）中确立“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为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其中“分权”即被解释为划分税权。但这一时期，税权的研究仍局限于税收学领域，缺乏对税权的理论界定，直到《论税权》（赵长庆，1998）一文出现，关于税权的法理研究才算正式开始。在税法学中，税权的界定模式已经相当固定化，各种税权的特质都因主体、内容及所处阶段不同而不同。但基于经济学和法学学科的差异，二者对于税权的界定具有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有广义税权和狭义税权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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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依据
2.2.1 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环境污染破坏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进入一定阶段后才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环境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对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管制经济活动的重要途径，以实现环境、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为目标。
目前，环境保护在全球都被视为公共政策和生活质量的首要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作为独立学科的环境经济学，其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很多重要贡献来源于一个“智库”——未来资源研究所，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繁荣起来，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环境政策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普遍认为经济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纵观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环境被关注已达数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但环境问题却在近年来才引起广泛关注。环境向来被认为是低层次需求，大到一国小到普通百姓，直到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威胁到人类社会安危，人们才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才认识到只有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税是政府用来应对环境保护这一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环保税的存在有着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公共性、外部性及产权问题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运用税收手段应对环境问题的必要性。
环境自身具备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非分割性，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公共产品的性质使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