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发现,代表舞弊机会因子的“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股东大会召开次数”、代表舞弊发现概率因子的“审计意见”、“更换的事务所是否降级”、代表舞弊动因因子的四项财务比率和“前两年是否亏损”以及代表舞弊道德因子的“董监高平均年龄”、“董监高拥有财务证书占比”这 11 个变量识别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最为显著的因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以及监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都应该重点关注这些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略)
通过研究发现,代表舞弊机会因子的“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股东大会召开次数”、代表舞弊发现概率因子的“审计意见”、“更换的事务所是否降级”、代表舞弊动因因子的四项财务比率和“前两年是否亏损”以及代表舞弊道德因子的“董监高平均年龄”、“董监高拥有财务证书占比”这 11 个变量识别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最为显著的因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以及监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都应该重点关注这些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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