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缘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议题应运而生。2002 年 7 月，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首次提出了促进文化“走出去”的议题，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2005 年 10 月，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重申“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2006 年 9 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指出：“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 ‘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杨利英,2009），一系列的动向体现了国家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视。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也成为了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总体上看，中国文学“走出去”仍然道阻且跻。从国内外出版贸易的角度看，贸易逆差问题仍然突出，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历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8 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比为 3.99:1（15776:2440），2011 年降至 2.48:1（14708：5922）（尤建忠，2013），比例虽逐年降低，但数量上的鸿沟仍然有待弥合。从国外市场看，中国文学输出数量明显不足，以美国为例，据罗彻斯特大学翻译文学网站“百分之三” 2012 年度诗歌小说翻译数据库显示，2012 年度共有 386 部诗歌/小说在美国出版，其中中国作品仅 11 部，相比之下，法国共有 40 部，德国 31 部，意大利 31 部，同为东方语的日本也有 13 部译出作品，从输出量和文学作品基数的比例上说，中国文学“走出去”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促进文学交流，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是关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产生了对文学作品从选材到最终接受与反馈全程研究的兴趣。文学作品的译介，传达的不仅是语言，更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特质，体现了作家、译者、赞助人以及最终读者的价值偏好。译介过程不仅反映语言符号与文化符号的传递与缺失，也展示价值输送与接受效果之间的对等或反差，洞悉种种要素之间的联系与角力，或有助于推动文学进一步的“走出去”。翻译活动笼统来说存在着两种模式，“译入”模式和“译出”模式（from the foreignlanguage into mother tongue or vice versa）(Lonsdale,2004/1998:84)，单从语言角度看，“译出”和“译入”是同一翻译活动在两种不同视角下的体现，但若将翻译置于跨文化交流活动语境下，尤其在中国文学外译的过程中，“译出”和“译入”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态度。译本从选择、翻译、出版、发行、接受到产生影响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贯过程，都应作为界定“译入”和“译出”的参照。谈到译介，“接受”是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话题，一般而言，一部翻译作品只有经历了“译-介-受”这样一个循环之后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异邦之旅。然而，这里的“受”指的仅是翻译文学进入目的语文学层面之后的“接受”，如若我们将视野扩大到翻译的角度，便可以看到，一部作品从以“外国文学”的姿态引起出版商注意，到译者的翻译，直至最终以“翻译文学”的面目呈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整个过程无一不是“接受”。那么，这个“主动”接受的过程中，文本、文化、环境之间发生了多少抵抗和磨合，最后呈现的效果如何，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基于此，本文所用的“译入”模式指涵盖了来自目的语国家的选材、翻译、出版、营销和接受一系列流程的的英语国家主动译介模式。本文选取英语国家主动译入模式下的当代文学译介为切入点，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国外主动译入的接受效果通常高于国内主动译出。耿强（2010）在分析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时将之划分为两个模式，即五四时期至四十年代的个体译介模式和建国以后的国家机构主导模式。放大到整个中国文学英译的图景中，20 世纪中期前后中国文学外译总体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流模式，马祖毅/任荣珍（1997）、谢天振等（2010）、方华文（2005）分别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外译活动，综合整理，不难发现，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的传教士翻译，到民国时期的外译，皆以国外主动译入为主，建国后，中国文学外译得到了官方的重视，重心逐渐转向了国家赞助为主。且将这两种模式称为“外需”推动下的国外主动译入模式和“文化输出”推动下的国内主动译出模式，两者的动机、操作方式、效果等都不尽相同，前者服务于对中国文化或文学有需求的读者，后者则致力于扩大对中国文化或文学的需求，前者以汉学家为主力，中籍顾问或有辅助，赞助者在其中发挥着权衡作用，后者致力于吸收来自中外的优秀译者，政治上的考虑在这里尤为重要，前者追求通顺流畅的翻译，后者追求不失文化精髓的翻译，从影响力和接受度的角度考量，国外主动译介模式似乎更胜一筹，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 21 世纪初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全面衡量各方面因素，多维度考察外译模式，探究文学外译的多种路线，是应当且有必要的，这是本文的首要出发点。第二，新时期中国文学外译实践正在探索的“国外译入”和“中国译出”相结合的道路要求我们对“国外译入”做进一步的认识和探究。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正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态势。中国文化“走出去”议题的提出体现了国家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决心和需求。早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我国已经做出了一系列文化输出的尝试，包括“熊猫图书”、《中国文学》英文版以及以传播中国经典文学为目标的《大中华文库》，郑晔（2012）综合整理分析了《中国文学》英文版自 1951 年至 2000 年停刊期间的文学译介情况，得出了这一国家机构主导的文学译介方式需要由于选材面窄、不充分考虑接受者需要而以失败告终的结论，耿强（2010）调查了“熊猫丛书”在海外的销售情况，却发现反响寥寥，《大中华文库》仍在继续发行，虽然至今没有系统的接受效果研究，但影响力和接受效果也参差不齐显而易见，Amazon 对同属《大中华文库》的《三国演义》和《庄子》的评价数量分别为 119 和 2，同一文本，《大中华文库》的杨宪益译本《红楼梦》在译语国接受情况也不及霍克斯译本（江帆，2007：113）。2002 年以后，我国政府又相继推出了资助外国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的“金水桥”计划（2003）、向国内外出版社推介中国优秀图书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北师大与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无不体现了当代中国不再局限于单方“译出”，而探求文学译介多模式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外主动译入的个案研究，对中国文学输出的参考作用尽管微薄，却亦是“知彼”的一次尝试。第三，较之经典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话题。有着前几次汉学高潮的铺垫，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有一定的市场基础，“联合国翻译索引数据库”1数据显示，中国文学被译介最广次数最多的前十位作家榜上，老子、孙子、孔子排名前三，庄子、吴承恩也名列其中，当代作家中入榜的只有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和武侠作家金庸，且分列第六位和第九位。高方、许钧（2010）在调查中国当代文学译出情况时发现，“英语译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之少，值得我们深思。英语世界范围广，人数多，而且有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在当今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可数十年来，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却只有 166 种。”除去数量少、影响度不高的因素外，域外对中国当代文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汉学家葛浩文在谈及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时说道，读者喜欢的中国小说“一种是 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 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侦探小说”（季进：2009），恰与中国文化输出的意图背道而驰。本文试图从国外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材、翻译操作、营销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以上种种基础之上，笔者将目光投向了当代作家阎连科的作品《丁庄梦》与《受活》的译介之上。之所以选择阎连科的作品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其原因有四：第一是阎连科的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为十几种语言进入 20 多个国家，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2012 年、2013 年连续两年分别获“亚洲布克奖”和“国际曼布克文学奖”提名。据“百分之三”统计，2008 年至 2012 年间，译介到美国的 56部华人作品（诗歌/小说）中，以阎连科的作品为最多，且每一本都在次年再版，2014年即将有一本新书在美出版发行，从这个趋势看，他的受欢迎度和影响力正在增加；第二是阎连科作品本身的特点，阎连科“苦难叙事”和“神实主义”的乡土叙事和写作风格使其作品在语言、结构、文化上都有着鲜明的地方风格和个人特色，作家过于浓烈的个人风格对译者来说是一种挑战，翻译过程中无可避免会遇到折损或放大，却也无形中后来者的回溯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除去文学性，阎连科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从军旅作家身份到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强拆和审查的专栏文章，无一不为作家塑造了强烈的政治形象，此外，阎也曾有几部作品在国内受到严肃禁止，在国外却好评如潮，本文研究对象之一《丁庄梦》一度禁止重印，“禁书卖的欢”是中国文学输出中一个相对尴尬的局面，放到国外主动译介中，各方的态度、采取的做法也值得探讨；第四，当前阎连科作品和创作的研究并不少见，涉及语言、叙事、结构、文体等方面，从翻译角度探究的阎连科作品的案例却十分鲜见，恰与阎连科及其作品走出国门的势头背道而驰，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一员，阎连科作品译介过程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是值得研究的案例。
（二）文献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