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总量控制与交易(C&T)”制度的全面建立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引起沿海生物多样性急剧降低,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面临淹没的危险,给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所产生的废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CO2)则被认为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元凶”。
气候变暖和 CO2 减排已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针对如何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控制CO2 排放量,各国政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方面,各国政府积极倡导经济发展转型,传统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度很高,形成了以“三高”(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为特征的不可持续发展路径,2003 年英国政府首度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一经提出便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纲领;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首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于 1992 年正式生效,作为 UNFCC 的补充协议的《京都议定书》(2005),首次提出了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C&T)的框架。“C&T”机制则以减排成本的相对有效性、减排效果的相对确定性、较强的政治可行性为各国普遍采用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性工具。
为兑现碳减排承诺和提升在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基于“C&T”模式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于 2005年正式启动,EU-ETS 覆盖了欧盟 40%的 CO2 排放源,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也是欧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保障;全球第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平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于 2003 年以会员制开始运营,而美国第一个强制性的、基于减排机制倡议的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组织于 2007 年由美国东北部区十个州郡联合发起;日本、韩国也分别于 2010 年、2015 开启了本国碳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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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经济已开始全面向“低碳经济”转型,“总量控制与交易(C&T)”机制势必在市场上形成倒逼机制,从而推动和强化企业实现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C&T 机制的“倒逼”对企业的运营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C&T 机制的“倒逼”下供应链应该怎样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新环境下的供应链协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的分销模式由传统零售渠道模式向双渠道供应链模式的转变给企业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也使企业面临新的挑战。当企业建立了双渠道分销模式后,怎样消除或减小传统零售渠道和网上直销渠道的冲突,怎样充分利用不同渠道的特点形成合作共赢的双渠道系统?总之,“总量控制与交易(C&T)”和电子商务环境下双渠道分销模式的“双重背景”给企业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研究在“C&T”环境和电子商务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企业的最优运营决策及供应链的协调,探究“双重影响”下的供应链纵向研发联盟收入共享合同的设计,得出了一些理论意义和管理学实践意义。
首先,本文研究了“C&T”环境下基于传统零售分销渠道(R)供应链成员的最优运营决策及供应链协调时收入共享合同的设计。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日益突出,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C&T”是以控制有害气体排放为目的而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政府首先根据减排目标制定宏观层面的碳排放限额,并将排放限额分配给企业。当企业获得政府分配的碳配额后,企业可以通过三种策略来实现“C&T”环境下的运营决策最优化,一是企业通过碳市场售卖配额实现企业利润最优化;二是企业通过碳市场购买碳配额来实现企业利润最优化;三是企业可通过碳市场交易和应用减排投资降低产品的碳排放量相结合的方式使企业利润最优化。本文假设企业采取了碳市场交易和应用减排投资降低产品碳排放量相结合的方式,企业的运营管理和供应链企业间的联盟减排因碳排放权具有经济资源性质的属性而区别于传统环境下运营管理和联盟减排决策。为找出“C&T”环境下企业运营管理和联盟减排跟传统环境下的区别,本文分析了“C&T”环境约束下基于传统零售分销渠道供应链成员的最优运营决策和实现供应链协调时纵向研发联盟收入共享合同形式,对“C&T”环境下企业的微观运营管理和供应链协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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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2.1 总量控制与交易(C&T)机制
碳总量控制与交易(C&T)作为应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经济手段,与其它减排措施相比,“C&T”以其可行性更好,具有较好的减排效果及容易实施等特点,在各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宏观层面,Montgomery(1972)提出了基于市场交易机制控制污染物排放,对排放交易作了开创性设想和介绍;Bosello 等(2002)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研究排放交易体系对两个交易国家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国家间分配排放权和减排目标时要注意公平,而各国利用弹性机制进行交易以期获得效益时要关注效率;Monica 等(2007)基于欧洲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了短期内可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对电力定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电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时,能源价格完全包含了边际二氧化碳机会成本,当存在产能过剩和污染最严重的工厂所占的份额足够低时,存在市场力量下的排放交易机制对电力定价的影响等于或超过市场是完全竞争时的影响程度,否则小于完全竞争下排放交易机制对电力定价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市场集中程度增加显著降低;Kara 等(2008)以芬兰为例,分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电力市场及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影响;Goettle 等(2009)利用多期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C&T”机制而引起美国经济的成本的变化,研究发现“C&T”机制对能源、农业、化工等行业成本影响较小,对高技术制造业和贸易影响最大;尹力等(2016)以湖北省为例探讨了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四大高耗能行业(电力、水泥、有色金属和钢铁)经济利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现行的政策条件下,影响不大。
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C&T”条件下的企业的最优运营决策展开,如:杜少甫等(2009)针对确定性净化水平和可控净化水平建立企业最优化模型,研究了“C&T”条件下企业的最优生产策略;Hua 等(2011)研究了库存控制中碳排放管理问题;Chen等(2013)研究了总量控制与交易政策下仓储管理决策行为变化并探讨了绿色技术投资在管理仓储运营的经济和环境绩效之间权衡的作用;Liu 等(2005),Hu 等(2009),李聪波等(2010)对碳减排环境下企业运营决策的风险进行了研究;谢鑫鹏等(2013)则从供应链的角度对低碳企业间的合作减排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企业间合作的三种不同形式下的减排效果及社会福利;Sabzevar(2017)基于博弈理论古诺模型分析了受“C&T”排放限制和价格敏感需求的公司绩效,研究发现公司利润的增减是随排放限额收紧的,“C&T”不一定激励公司降低排放强度来增加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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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纵向研发联盟
关于纵向研发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供应链合作研发角度研究纵向合作研发形成条件与利益均衡,如:郭丽红(2002)基于对“VRJVs 模型(Banerjee 和Lin,2001)”改进的模型,探讨了产业内形成 R&D 合作联盟的动机;张军果等(2007)从博弈论的视角过对供应链中制造商和供应商合作研发问题进行分析,证明了合作可以实现供应商和制造商的“双赢”;马建华等(2014)构建了一个链与链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竞争供应链的纵向研发联盟选择策略,研究发现实现供应链成员利润改进与市场竞争强度和研发效率相关;陈宇科等(2010)在(Banerjee 和 Lin,2001)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竞争条件下创新企业的纵向研发联盟策略,研究发现,上游创新企业的合作创新行为在提高合作创新联盟企业的利润的同时,还能使下游企业收益;艾凤义等(2004)研究了由一个下游垄断企业和多个上游企业构成的两级市场结构中,上下游共同投资,下游企业研发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研究表明:下游企业只与一个上游企业合作研发是最优策略。二是集中于研究纵向研究型合资企业(verticalresearch joint ventures,VRJVs)的内部协作,如:Banerejee 等(2001)研究了上下游企业形成 VRJVs 的诱因,研究发现在成本分担机制下,与下游企业相比上游企业希望结成更大的 VRJVs;Ishii(2004)通过构建两个纵向关联的寡头市场模型,分析发现:与非合作相比纵向研发卡特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当供应商之间的横向研发溢出效应不是足够高时,纵向研发卡特尔比横向研发卡特尔带来的社会福利更高,无论公司的研发决策是否是协调,VRJVs 都能促进技术的改进,如果企业能够协调它们的研发决策或无私的分享他们的知识,那么纵向 RJV 卡特尔能够达到最佳的社会福利水平;Banerejee 等(2003)分析了价格协议对下游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价格协议因消除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促进创新和提高福利;王秋菲等(2007)研究了产量比例成本分担机制和利润比例成本分担机制对 RJVs 规模的影响;王旭等(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