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无忧论文网为大家推荐一篇开题报告，供大家参考。
一、研究的缘起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将《大学汉语》课改为选修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将大学语文的问题暴露在聚光灯下。《光明日报》在2013年11月20日首先发声，《大学语文教育应超越选修必修之争》一文指出“教师不大愿意教，学生也没兴趣学。与之相应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日渐低下，学生的习作满篇错别字，能够熟练、准确、得体地使用汉语的学生，渐渐稀少。”针对人大的改革，以教务处处长洪大用的回应作了解释：“对大学汉语进行课改，是为了强化大学母语教育，且以加强能力、满足学生差异化需求为主要目的”.
人民日报在2013年11月25日《学校不重视老师不愿教学生不爱听语文怎么教？：大学语文为何不受待见》一文中认为：大学语文沦为‘高四语文',教材质量次，学生满意度不高，归因为“学科定位模糊导致大学语文的教学各自为政，功利化风气加剧其边缘化”.同时也提出了前路：“母语教育并不能单靠一门课程来强化，未来应创新母语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新京报在同一天也刊发了《边缘化使大学语文或面临“废立”选择》一文，聚焦大学语文教育现状：“2013年初，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公布的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显示，在全国91所参与调查的高校中，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仅34.8%,62.5%的高校大学语文课时在32个或更少。”文章还以三个学校为代表，指出了三种不同的大学语文教育理念：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希望给学生’大语文‘的观念”,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代表的“通过’融合‘实现语文能力的培养”,以北京某理工科类大学为代表的“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角度阅读”.并列举出了大学语文“五宗罪”:教学质量不均、教学方式呆板、班级规模太大、师资力量不足、教材内容陈旧。
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理清思路，从理念上去思考，从历史角度去审视一下语文的教育理念变迁，以史为鉴，寻找线索，得到启示。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给语文单独设科开始，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学科正式诞生。从当时的“读经讲经”,到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力主的“国文”,再到“五四”后的“国语”,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风风雨雨也反反复复的百年历程。
大学语文的教育理念，一直紧紧跟随着语文学科的发展变化。从源头上说，1904年，“癸卯学制”就已经规定高等教育分办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大学堂是本科教育，高等学堂是大学预科。高等学堂设有“中国文学”“通习”课，即是公共必修课，大学堂有“中国文学”“随意科目”,也就是选修课。因此，1904年大学预科的必修课，加上大学本科的选修课，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大学国文课。
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10关注学规程》，规定国文课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1,这应该是“大一国文”在名实两方面都正式定型的一个比较确切的日期。所以作为大学语文的发端，“’大一国文‘的出现时间应该是1904年，这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始于斯，大学语文也绝不晚于斯。”因此，在这里首先把大学语文教育理念的历史放到现代语文的百年发展范畴当中去一同追溯。
二、文献综述
生态学不仅是一种生物学的研究学科，也是一种可广泛运用于各种学科的思维方法。它既是人类认识的结果，又是人类以此进行再认识的工具。而教育则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用生态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教育领域的问题，是一种新兴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趋势。
美国学者麦茜特认为生态学就是普遍联系的学科，：
“生态学的前提是自然界所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提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比利时生态学家P﹒丘文奥则认为，生态学是一种观点，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卫﹒格里芬的有机整体论指出“世界是一个网络，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包含”.生态学家奥德姆的“整体论思想”（holistic thought），作为一种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提供给了其他学科从生态角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余谋昌教授曾说过：“用生态学观点分析与生命有关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教育生态学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发展得非常迅速。一般认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这一术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Gremin.L.A.）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国外教育生态研究的兴旺时期是70年代，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例如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ston,J.）研究教育的资源分布，费恩（Fein,L.J.）、坦纳（Tanner,R.T.）和沙利文（Sullivan.E.A.）则致力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
80年代和90年代，各类研究则范围更广课题也更深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课程论将生态观与课程研究结合起来。华盛顿大学的古德莱德（Goodlad,J.I.）研究的是微观的学校生态学，高夫（Noel Gough）提出了“课程范式的更新”问题，教育生态学家鲍尔斯（ Bower,C. A. ）对宏观的教育、文化、生态危机等教育生态问题和微观的课堂生态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教育生态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问题，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但《美英教育生态学研究述评》认为：“都比较侧重于教育生态因子生态学、微观教育生态学和宏观教育生态学研究，也都比较强调生态学的基本精神：整体、联系、平衡、发展。”
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比国外来说相对较滞后，起源于台湾。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方炳林教授撰写的《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研究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的关系和影响，算是我国教育生态研究者的起步。到了80年代，更多的港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教育生态的问题。在《教育生态学导论》中，台湾学者李聪明“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台湾的教育经营、幼儿教育、国民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探讨，建立了运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分析教育问题的研究框架”.
大陆方面则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吴鼎福教授最早开始研究教育生态，80年代末吴教授发表了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分别是《教育生态学诌议》和《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初探》，1990年又与诸文蔚共同撰写了大陆的第一本教育生态学专着《教育生态学》。后来，任凯与白燕，以及范国睿分别于1992年和2000年都出版了《教育生态学》专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教育生态的问题。这三本专着名称类似，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吴鼎福教授具有深厚的生态学知识基础，因此偏重于将生态学原理移植运用于教育问题，特别是在文中较多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术语，使得着作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生态学特点，淡化了教育学的分析和研究特色。任凯和白燕的《教育生态学》则相对较少涉及对生态学原理的演绎，而是主要倡导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看作是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角度与工具，落脚点还是教育学。范国睿的《教育生态学》则与我国的教育实际联系更紧密，不再大量套用生态学概念，而是侧重于分析我国的“文化、人口、教育资源、学校分布、学校环境、课堂环境等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三、研究的意义
从1904年算起，大学语文教育经历了百余年沧桑。
1952年，在全面复制苏联教育模式的大背景下，全国的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专业调整，大学语文课程被取消。再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学语文的系统教育被迫中断近30年。但这期间仍有一些高校以文选阅读、写作课等名义在继续坚持。
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使之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30多年。
为什么大学语文教育能够经受百年沧桑而屹立不倒？这首先来自于几代学者教育家的努力。
1904年癸卯学制的《学务纲要》明确指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当时的负责人张之洞在1902年的一封电文中指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
1986年，匡亚明等在《文汇报》呼吁“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
2013年1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大力加强小学、中学、大学语文和历史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建设。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在1982年在南京举办第一届年会，如今已经36个年头，这期间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互联网时代的大学语文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众多能人志士的强力呼吁和不懈努力，让大学语文能百年而不衰。
而除了外在的主观努力，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大学语文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潘懋元在其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到：“大学生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祖国的灿烂文化要有相当的了解。这不仅是改善人才素质的需要，而且是各种高级专门人才必备的条件。”大学语文正是这样一种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传播祖国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学习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作用，徐中玉教授认为“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看到人格力量的重要性；帮助学生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启发，从而提高学习能力。”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说，价值按照作用领域的不同，可分为经济类价值、政治类价值和文化类价值。大学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体现在语文素养在经济活动中的交际沟通功能，高校毕业生一篇错字百出的策划，一份带有歧义的合同，都能直接影响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价值则体现在大学语文几乎与生俱来的德育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学习，大学语文教育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的领头羊。大学语文文化价值最突出的体现莫过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自信首先来自于对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