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
美国沙凡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举步维艰、进退两难。[1]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一面既得民心、又合国情、既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又能避免社会动荡的旗帜。
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这个议题，大陆的学者先后提出过六种主要观点，力图探索具有“旗帜”意义和充分号召力的政治改革目标。第一种观点强调要实现有限政府，实行权力制衡，旨在连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2] 第二种认为，可以建立“法治”为中心，要强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超越为立法而立法的“法制”。[3] 第三种侧重人权理念的推动，主张应接受“人权即是公民权利”的国际标准。[4] 第四种提出了建设公民社会，“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同时反对“国家主义”。[5] 第五种把加强新闻监督、打击腐败视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6] 第六种则主张先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自下而上的渐进型民主化和草根民主政治。[7] 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比较偏重知识阶层的理念和认知，但未充分反映出目前大多数民众的最急切诉求，同时也未必能说服政府去迅速、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认为，社会公正这一诉求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世纪之交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更有效的旗帜和突破口。这一看法源于笔者从十九世纪末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当人们的思维受到现实的束缚时，可以转换视角，以史为镜，通过纵向的历史借鉴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和，开拓思路，寻求突破。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TheProgressive Movement），就是一个颇具启迪意义的参照。
运用结构比较的理论和方法，笔者发现上一世纪末的美国与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具有某种同质性，两者都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如政治特权化、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道德沦丧等，都恰好经历着“世纪末”危机。当时美国出现的进步主义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场为了解决体制转型时期的各种危机而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与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之处。审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背景与特点，有助于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改革的政治前景和选择。
本文首先分析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发生背景和演变过程。当时美国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领导社会运动的是知识份子，参与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下层工农，而新闻媒体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动荡的结局是政府作了让步，出现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双嬴的局面。接着，本文提出并探讨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的四大特征：第一，实现社会公正成为各方争相高举的旗帜；第二，公平（fair）、关怀（care）和分享（share ）成为争取社会公正的主要诉求；第三，政治改革与文化重建同步进行；第四，政府成功地将知识份子与工农大众相隔离，并吸纳知识份子参与体制内的改革。
根据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本文进一步提出，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需要提倡的社会公正，应包括下述五大内涵，即政治公正（公正、公平、公开的政治参与、公正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法律公正（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打击司法腐败、保障公民权利）、经济游戏规则公正（促进公平竞争、要关怀贫弱、分享财富）、新闻公正（推动新闻媒体的公正监督、公正报道、公正经营）、教育公正（既提供兴办和接受教育的公平机会、反对贵族化教育、反对国家垄断教育资源）。
笔者认为，社会公正这面旗帜具有以下的积极功能，包括凝聚功能（凝聚社会多元力量）、制度功能（建立制度性公正）、弱化功能（弱化社会冲突）、内化功能（推动体制内改革）、文化功能（重建文化道德）以及监督功能（激发媒体监督）。最后，本文也指出，社会公正是全人类、跨国界、超阶级的共同理想和目标，不能给它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也不应藉口“维持现状”而故意回避、排斥它。一个没有社会公正的社会是决不可能走向繁荣稳定的；相反，不断改善社会不公正的状况，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摩擦、增强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
一、上一世纪末美国社会动荡的特点
三、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特点
四、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对中国现实的启示
五、结语
社会公正是全人类、跨国界、超阶级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它绝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专属的，也不是私有经济的附属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的实现，并且有效地把社会公正的理念制度化了。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意识形态一向高度强调社会公正，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排斥或回避社会公正的理念。变革集权、公有的制度，绝不意味着抛弃社会公正的理想；事实上，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变革都不可能真正成功。
同时，对处于制度转型过程的国家来说，社会公正是一面社会成本低、政治效益高的政治改革旗帜，也是一个风险低、社会动荡小的政治改革突破口，具有弹性空间大、回旋余地广的特点。以社会公正为政策目标，能够既打击腐败，又满足社会大众的要求；既强化法制建设，又促进社会变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文化重建，从而推动真正的社会进步；既能维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有利于深化经济改革，又可以推动政治改革和新闻体制的改革；既推动一党多派和多党多派的政治民主，又有利于防止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既吸引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改革，又弱化异议集团的体制外暴力抗争；既可嬴得国内民心，又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显然，社会公正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讨论这一问题涉及到政治学的公平参与和权力监督，法学的公正立法、公正司法和公正执法，经济学的公平竞争和合理分配，伦理学的公正道德和人道主义，教育学的义务教育和公正办学，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公正理念与实践的变迁。当前，中国亟待建立关于社会公正理论和实践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要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中有关社会公正的理念、政策和经验教训，以便尽快把社会公正纳入政策议题，推动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突破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外部条件不具备；二是改革动力不足，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响应；三是改革目标不合理，忽视了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和生命权。参见刘军宁，“产权保护与有限政府”，见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第40至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