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农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思考

关研究，农户对具体行为的价值判断是影响农户实施和执行相关行为的重要因素[67]。从理性人假设来看，农户会基于对行为结果的预期评估，进行理性判断并选择最大效用的方案进行行动[85]。因此在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过程中，农户对某项行为的价值和效用的认知，会直接影响他们对这一行为是否有利可图的判断从而影响行为[35-36]。虽然农户的认知与行为以追逐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具体农艺实践中会受到政策制度、资源获取的外部约束[86]。而政府作为个体行为重要的外部干涉来源，其在限制农户选择获利行为途径的同时，也可能改善农户逐利行为的效率[87]。具体来看，政府会通过各类外部支持引导农户改善自身行为，如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培训、信息支持等方式，帮助农户消除信息茧房以此引导农户改良自身行为或增强农户自我效能促进行为发生，同时政府还会通过各类政策制度限制农户的逐利行为，如通过制定并执行各类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法规，禁止高污染、高风险生产方式，引导农户选择绿色生产[88-89]。此外，农户还可能会在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耕作情况后，产生提升耕地质量的意识，并通过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深化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认识来提升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同，进而影响农户的耕地质量行为[90]。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棉花生产经营活动中，棉农作为实际执行者，其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时，会在经济人假设下对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与判断，并考虑外部环境带来的资源支持、限制约束以及社会认同。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研究结合当前农业发展现实背景，探究新疆棉农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行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搭建棉农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理论基本框架，借助新疆棉花主产区微观调研的412份问卷，使用二元Logit模型与多元Logit模型，分别对棉农主要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与行为程度进行分析。结合前述结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1）从认知来看，棉农整体呈现理性人特点，其耕地质量保护的相关认知水平良好。在调查的样本中，大多数棉农能有效辨别耕地质量保护相关行为，对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能意识到自身的耕地质量保护责任，但围绕耕地质量保护的交流不够频繁。受期望价值与预期收益的感知，大部分棉农对于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携带的经济与生态效益持正面预期。虽然样本棉农在耕地质量保护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压力，但对外部支持的满意度整体呈现中等水平。受到维持地力，增产增收的思考，棉农对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较强，而不愿意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原因是棉花未来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成本考虑与风险规避。

（2）从行为现状来看，大部分棉农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和技术采纳情况较好。其中以相关行为与技术的采纳人数由高到低排序：秸秆还田、残膜回收、科学施肥、安全用药、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有机肥。以高中低三个等级将棉农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程度进行划分，棉农整体耕地质量保护程度较好。具体来看，只有20.63%的棉农采用的保护措施较少，集中在1-2项；而近一半的样本（49.27%）采用了3-4项保护措施，此外，还有30.10%的棉农采用了更多的保护措施（5-6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