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文首先界定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农户绿色生产等内涵外延，梳理农户行为理论、农业技术扩散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信任形成理论、信任—合作理论等相关理论，阐述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作用机理；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导的经营方式使的农业化学化、资源粗放利用等广泛存在，引发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农药化肥有效利用率仅为40%，60%-70%农药残留在土壤中，80%以上畜禽粪便未能有效资源化利用，秸秆再利用不足1/3，农业污染量占全国总污染量的1/3-1/2（饶静等 2011；石嫣等 2011；刘星辰和杨振山 2012；万宝瑞 2014；秦天等 2021；石凯含和尚杰 2021）。为解决上述问题，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及国家重大农业发展规划均强调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推进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与绿色兴农。然而，尽管付出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滥用化肥与农药、违规处理农业废弃物等现象仍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导致这一问题原因是：整体性政策难以适应不同自然与人文条件下农业资源的利用方向和程度、农业布局、农业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政策实施中政府人员不作为或管理手段不合理，致使农户不信任政策、不愿承担相应责任（陈文胜 2015；沈贵银和张雯丽 2016；刘顺 2016；魏后凯 2017；丁绪辉等 2018）。
相较于以前统一制定、统一颁布、统一实施的整体性农业发展规制，近年来，针对特定区域、特定产业、特定产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逐渐受到重视（孙亚楠和胡浩 2014；Moschini et al. 2010；Barjolle et al. 2017），各级地方政府围绕着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定了诸多激励与规制政策，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迅速。以茶叶为例，截止目前，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茶叶地理标志共有239个，有20个省或自治区申请了茶叶地理标志。实践也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将区域品牌建设与农产品质量、产地环境的区域规制相结合，引导区域内农户按照统一程序、统一标准、统一质量进行生产，与当下的“供给侧改革”、“新常态经济”相吻合，是保护地方优质特色农产品、发展高质量农业的重要工具，有利于农业绿色转型（尚旭东和李秉龙 2013；杨永 2018；李娜娜 2019）。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作用视角探究地理标志治理与农户绿色生产的内在关系，以期为完善地理标志政策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据此，本研究要达成以下几个目标：
（1）分析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作用机理。阐释和界定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农户绿色生产等的内涵与外延，梳理政府信任形成理论、信任-合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多维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分析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非线性作用机理，有助于解决目前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治理与农户绿色生产理论研究框架缺乏的问题，为地理标志区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提高与绿色生产实现提供理论参考。
（2）阐述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与绿色生产现状。在对农业绿色生产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演变梳理基础上，对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进行现状描述，进而探讨样本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特征、绿色生产特征及差异，以阐明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与绿色生产存在的问题。
（3）实证分析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分析与指标测度体系构建基础上，利用算数平均法获取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的实际值，而后构建有序Probit模型、Bootstrap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因素。
（4）实证分析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先后）的非线性影响。在设计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变量和考虑家庭技术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兼业程度、茶叶收入占比等变量调节作用基础上，利用地理标志区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非线性作用。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
2.1.1.1地理标志
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定》规定：“地理标志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将地理标志界定为“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中将农产品地理标志界定为“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质量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由上述地理标志概念总结可知，地理标志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第一，指向特定地理区域、能表明产品属性。地理标志产品受特定区域气候特征、土壤属性、地形特征、水文特征、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是富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地理标志名称是现实或历史地名与产品的有机组合，能表明该产品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第二，地理标志具有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专有性等一般特征，能够为域内生产经营者带来竞争优势和经济回报。第三，地理标志是依托区域环境形成的公共产品，该区域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通过一定程序均可享受地理标志带来的效益。需强调的是，由于审核批准机构不同，中国现有三种地理标志。本文中的地理标志是指获得原农业部、国家质检局、国家工商局之一或现有专门管理机构正式认证的初级农产品。
2.2 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是融合血缘与亲缘、生活与生产多种元素和多种功能的有机统一体（翁贞林 2008），对其绿色生产研究应建立在对农户行为整体把握之上，因而离不开对经典农户行为理论的借鉴。以下将对自给小农理论、理性小农理论、商品小农理论、社会化小农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阐释。
（1）自给小农理论。恰亚诺夫（1996）认为农户作为生存和消费的有机统一体，家庭农业生产面临多重约束且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其行为目的不是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为满足家庭自身消费需要。因此，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往往偏向于追求风险最小化。恰亚诺夫提出“消费—劳动均衡”理论，认为农户生产决策取决于其对农业劳动辛苦程度与家庭需求满足程度的权衡。也正是由于农户不追求最大化利润、以维持家庭生计或消费为最终生产目标，因而自给小农理论认为小农户是不理性和落后的。
（2）理性小农理论。舒尔茨（2006）以亚当·斯密等人的研究为基础，认为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其生产要素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个人偏好和价值评估做出的最优决策，即传统农业中农户能在既定资源禀赋条件下为实现生产组合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传统的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针对性分析传统农业停滞现象，认为其停滞原因主要因为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而现代生产要素导入能够使传统小农户生产在一定价格水平上实现有利可图，农户将持续追加现代要素投入、发展家庭生产、追求最大化利润。
（3）商品小农理论。黄宗智（1992）通过对中国农业经济分析提出，农户是生产消费综合体，其行为动机是追求家庭效应满足，其行为决策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与舒尔茨传统农业停滞相对应，黄宗智认为“内卷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之所以出现“内卷化”，主要由于农户家庭未形成边际报酬概念和土地禀赋、外部就业机会限制，农村土地以外的剩余劳动力仍需依附农村土地生存，无法成为完全的非农就业者，以致农户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继续投入劳动、维持着一种“过密化”家庭农业生产。
第三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作用机理 ................. 29
3.1 研究视角的再阐述 .......................... 29
3.2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动因分析 ......................... 30
第四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与绿色生产现状分析 ........................ 41
4.1 农业绿色生产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演变 ....................... 41
4.1.1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演变 .............................. 41
4.1.2 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演变 ..................... 44
第五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 61
5.1 引言 ................................ 61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62
第七章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影响
7.1 引言
农药、化肥等化学要素长期过量低效使用使得农村逐渐超过城市成为主要污染源，且污染正通过耕地质量、劳动力健康等蚕食农业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杨芷晴 2019）。为此，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推进绿色生产以协调农业资源环境约束与可持续发展间的重大挑战（袁平和朱立志 2015；杜焱强等 2018）。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走高效、安全、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发展道路，随后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农业农村部颁布的《果菜茶病虫全程绿色防控试点方案》、《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等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开发和应用普及。然而，由于机制不健全、监管乏力、激励不足等问题并未达到预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