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以前统一制定、统一颁布、统一实施的整体性农业发展规制，建立在当地自然、人文环境基础上，针对特定区域、特定产业、特定品种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愈发受到重视（Bardají et al. 2010；张玉香 2014；占辉斌和俞杰龙 2015；王文龙 2016；王兴元和朱强 2017；张亚峰等 2019；廖翼，2021）。农产品地理标志将区域品牌建设与农产品质量、产地环境的区域规制相结合，引导域内农户按照统一程序、统一标准、统一质量进行生产，是保护地方优质特色农产品、促进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薛彩霞和姚顺波 2016；李赵盼和郑少锋 2021）。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也并不理想，属地政府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主要推手，其制定的地理标志政策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激励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地理标志政策实质是一种外部机制，其需要依靠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才能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施加影响。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8.1 研究结论
依据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8.1.1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发育与绿色生产发展不充分
（1）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方面，公正信任介于很差与较差之间农户占比3.57%，介于较差与中等之间农户占比38.93%，介于中等与较好之间农户占比42.18%，介于较好与很好之间农户占比15.32%。能力信任介于很差与较差之间农户占比1.47%，介于较差与中等之间农户占比21.72%，介于中等与较好之间农户占比53.93%，介于较好与很好之间农户占比22.88%。善意信任介于很差与较差之间农户占比2.52%，介于较差与中等之间农户占比22.98%，介于中等与较好之间农户占比52.88%，介于较好与很好之间农户占比21.62%。由上可知，公正信任中等及以下占比超过40%，善意信任、能力信任中等及以下占比25%左右，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2）绿色生产方面，农户绿色生产次序介于抵触者与未实施者间的农户占比13.01%，介于未实施者与较晚实施者的农户占比76.71%，介于较晚实施者与较早实施者的农户占比8.60%，介于较早实施者与最早实施者的农户占比1.68%。这说明当前农户在绿色生产次序方面表现较差，只有少部分农户积极实施绿色生产。绿色生产规模方面，89.30%的农户未施用生物农药，3.67%的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在0-5亩之间，7.03%的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在5亩及以上；59.29%未采取物理防治，20.88%的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在0-5亩之间，19.83%的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在5亩及以上；48.90%的农户未施用有机肥，33.58%的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在0-5亩之间，17.52%的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在5亩及以上；30.95%未采用秸秆还田，40.09%的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在0-5亩之间，28.96%的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在5亩及以上。这表明当前农户绿色生产规模较小，全面绿色生产实现尚需时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