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研究方法 ........................................ 34
第五章 集体林改对林种结构与营林投入结构关系的调节效应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劳动力成本高企，调整种植结构“趋粮化”是大势所趋（仇童伟和罗必良 2018；李昭琰和乔方彬 2019）。但上述非劳动力密集型作物调整方向并未发生于林业部门，表 3-1 所示的林种结构表现为“趋经济林化”现象。为什么农业部门能够实现以省工性为目的的种植结构调整，而林业部门却背道而驰呢？要正确认知该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农情、林情加以分析。一个显见的差异是土地产权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拉开了农地产权改革的大幕，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Lin 1992），这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农村的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调动林业生产积极性，刺激林业经济的腾飞，1981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林业地区的产权改革，被称为林业“三定”（Zhang et al. 2017）。然而，由于改革后期森林数量锐减以及大范围乱砍滥伐、偷盗等行为，让中央政府对此次林地产权改革进行紧急干预；“没有分到户的不得再分”，甚至部分已分配的自留山和责任山被紧急召回（Liu et al. 2019）。由此形成了集体林地林木权属不清或权利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制约农户投资激励的问题，急需重启林地产权改革（Xie et al. 2014）。
以 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为契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式启动，被称为“林地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张红等 2016；Xu and Hyde 2019）。可见，集体林改的“制度红利”发挥作用的时间远晚于农地确权的产权效应。此次改革通过“明晰使用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等措施，赋予了农户更加完整的林地权属。农户依据要素相对价格和农业潜在收益的预期调整要素投入结构，而稳定的产权是调整行为发生的前提（仇童伟和罗必良 2018）。
图 5-1 劳动力成本、林种结构、集体林改与营林投入结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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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在全国 9 省（区）开展的农户调查数据，在理论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营林投入结构的基础上，运用 IV-Tobit 模型解决集体林改、林种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和营林要素投入的数据截尾问题。构建动态面板数据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营林投入结构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林种结构的中介效应；结合中国实际林情，考虑集体林改的调节效应，深入分析了在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农户营林投入未向资本集约方向深化的背后成因以及影响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农户调整营林投入结构。劳动力成本上升，改变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差异，为降低林业生产成本，农户将减少相对昂贵且稀缺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增加相对廉价且丰富的资本要素投入，进而使得营林投入结构资本深化。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林业生产投入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改变林种结构来影响农户营林投入结构的调整行为，林种结构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户通过产品替代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非劳动力密集型林种用材林种植面积以降低劳动力投入需求，既释放更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又促使营林投入结构资本深化。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在影响营林投入结构过程中，需要以农户的林种结构调整为依托，以合理的林种结构为前提，创造营林投入结构优化升级的条件。
第三，在林种结构影响农户营林投入结构的过程中，集体林改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后，农户获取经营自主权，可自主安排生产，面对高生产成本，农户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有非农就业和种植更多高附加值林种经济林（贺瑞峰 2015）。经济林生产周期较短，获得收益的周期也较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选择种植经济林，这增加了营林劳动力投入需求。虽然从经济因素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应该会促进投入结构的资本深化；但从技术角度看，要素密集度差异使得资本替代劳动力在技术上较难实现，从而限制了经济机制的发挥，进而弱化了林种结构的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