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现状、补偿政策及其问题.......................... 34
3.1.1 我国耕地面源污染及其治理................................ 34
3.1.2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及其实施困境.............................. 38
第四章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与生态补偿的福利分析...............................50
4.1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中的福利改善.................................... 50
4.1.1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利............................................ 51
4.1.2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系统服务..................................... 51
第五章 福利视角下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博弈分析.......................58
5.1 问题的提出...................................... 58
5.2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利益相关者识别及其行为特征...................... 59
5.3 方法选择：博弈模型................................ 60
第八章 基于农户选择偏好的生态补偿方式设计
8.1 问题的提出
作为耕地经营和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主体，围绕如何提高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积极性，学术界展开了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农户参与意愿（马爱慧和张安录2013；何可等 2013；蔡银莺和余亮亮 2014）和测算合理补偿标准（谭秋成 2012；韩洪云和喻永红 2014）等方面，但对于补偿真正“落地”所依赖的补偿方式的关注明显不够。生态补偿方式决定着补偿金将以何种方式到达农户手中。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如果补偿方式与农户偏好错位，将直接影响农户污染治理的程度，导致补偿政策的低效乃至无效。
根据政策靶向与作用效果，本文将适用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方式分为两大类：输血式补偿和造血式补偿，前者主要包括资金补偿和实物补偿，后者主要包括技术补偿和项目补偿。实践中，考虑到交易成本和操作的便利性，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往往以输血式为主（杨新荣 2014），这种直接将补偿金或实物发放到生态保护者手中的方式往往存在持续性不强（俞海和任勇 2007）、补偿标准普遍偏低（李玉新等2014）和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胡振通等 2016）等问题，并因此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相对而言，造血式补偿因能够提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环境保护者持续创收能力而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同。例如，Anderson 和 Leal（2000）所著的《环境资本运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一书中阐述了 20 世纪初环保企业.家是如何通过休闲农业、生态旅游、环境友好型房地产等造血式补偿方式实现环境保护与创造利润的双重目标；秦艳红和康慕谊（2007）、李文华和刘某承（2010）等学者均认为造血式补偿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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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9.1 研究结论
（1）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出台已具备现实需求和群众基础
第三章主要梳理了我国耕地面源污染现状、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发展实践以及研究区域耕地面源污染现状。
从农户生产数据来看，农民水稻种植过程中普遍存在过施用化肥和农药的现象：调研数据显示，87.81%的农户存在过量施肥问题，且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高达30.50 kg/亩，超过最优施用量 14.77 kg/亩；60.45%的农户存在过量施用农药问题，且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高达 0.87 kg/亩，超过最优施用量 0.31 kg/亩。
从城乡居民耕地面源污染认知及其治理态度来看；第一，城乡居民普遍认为本地已发生耕地面源污染，同时，对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效益和健康效益两者均有较高的认可度；第二，城乡居民为耕地面源污染出钱出力的意愿都比较强烈，城镇居民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均值为 532.15 元/(户·年)，农民进行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均值为 477.78 元/(亩·年)，且后者小于其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经济损失，该结论证实了农民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的认可及治理的积极性。
（2）生态补偿能够均衡利益相关者福利水平、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第四、五章对应题目中的福利分析，这两章分析了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及其生态补偿中的福利分配和变动情况。通过对比补偿前后农民、城镇居民及全社会福利的变动情况，凸显了生态补偿是进行耕地面源污染治、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手段。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和生态补偿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变动情况。该章首先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耕地面源污染治理与人类福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福利的实现载体，而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能够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因而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能够提高人类总福利。在分析耕地面源污染治理难的根源在于利益相关者福利不均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生态补偿如何提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民、城镇居民乃至全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凸显了生态补偿能够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