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相关性分析............................. 35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筛选，得到了有效的研究样本总量共计 1363 个，随后对总体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数据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以及最大最小值来进行分析。下表 5-1 主要报告了本文所选的变量在 2012-2018 年连续七年的描述性统计。
从上表 5-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解释变量：衡量企业是否存在隐瞒行为的 ICW 均值为 0.636，更加接近 1，这说明在我国自 2012 年实施强制披露政策以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普遍会隐瞒企业在内部控制的缺陷，而这一点在衡量企业重述前是否披露重要或重大缺陷 ICW1 方面显得更加突出，内控指引中直接指明财务重述是内控发生重大缺陷的信号，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ICW1的均值达到了 0.956，这说明，几乎没有企业在重述年份对外披露内控存在重大缺陷。这一现象显然与内控指引中的意见大相径庭。这也恰恰说明了我国企业在落实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披露，并且隐瞒内部控制重要与重大缺陷尤为严重。广泛的隐瞒行为的存在应当引起证监会及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重视，应当采取更加多样的手段来约束上市公司的行为，维护市场投资者其他利益相关这得利益。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现有的关于内控缺陷披露的研究绝大多数在选取披露数据时，都以企业自行披露的报告为准，认为披露的企业就是存在缺陷，而未披露的就是不存在的，这种简单的二元假设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实际情况。虽然已经采取强制披露内控信息的政策，但大量的财务造假事件均表明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性较差，不能反映出实际情况，大量企业存在选择性披露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隐瞒缺陷或是弱化缺陷严重性，选择性披露倾向明显。本研究没有采用传统的二元逻辑，而是依据内控指引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以财务重述作为内控存在缺陷的标志，选取重述企业，研究选择性披露是否对企业有利。本研究基于强制披露的政策背景，结合多种理论，深入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隐瞒与监管惩罚，诉讼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了事务所声誉的调节变量。经过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1）在发生财务重述的样本企业中，选择隐瞒缺陷的企业将面临更少的监管惩罚风险，并且相比于披露的企业面临监管惩罚的严重性程度也更低。通过进一步的划分缺陷的严重性发现，隐瞒重要或重大缺陷与监管惩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隐瞒一般缺陷更加明显，这说明披露重要或重大缺陷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导致我国企业披露重要或重大缺陷的比例低。披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上市企业的管理层有充足的动机去隐瞒，从而达到规避惩罚的风险，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偏离了内部控制建设的意义，内控信息的披露应作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重要工具，而不应作为逃避监管的手段。可以看出，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过程中选择性披露倾向明显，强制披露政策在实践中效果大打折扣。监管机构同样存在监管不严的状况，隐瞒的企业大多能逃避监管惩罚或是能降低惩罚的严重性，企业的违规披露成本较低。
（2）在发生财务重述的样本企业中，选择隐瞒缺陷的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更低，并且相比于披露的企业其受到诉讼的严重性程度也更低，进一步通过对隐瞒缺陷程度的划分发现，相比于隐瞒一般缺陷，隐瞒重要或重大缺陷对企业来说更能降低其受到诉讼的可能以及严重性。诉讼对于企业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成本极高的措施，企业会尽可能避免诉讼的发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为了规避诉讼风险而隐瞒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信息。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