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解释变量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包括外逃（tFlight）、撤回（tRetrenchment）、激增（tSurge）和中断（tStop）四种，tFlight表示中国在t季度发生资本外逃事件，tRetrenchment表示中国在t季度发生资本撤回事件，tSurge表示中国在t季度发生资本激增事件，tStop表示中国在t季度发生资本中断事件。
（2）解释变量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GEPU）。本文使用Baker et al.（2016）[99]使用文本数据方法构建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先计算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季度算术平均数，再取自然对数作为代理指标。
（3）控制变量
本章主要基于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驱动因素的“推动—拉动”框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① 拉动因素
GDP增速（GGDP）。GDP增长率为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长率，GDP增长率越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越好，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越强，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越大。
汇率（LNEXE）。汇率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对数值，该变量中不包含通货膨胀，其水平的下降意味着本币贬值，导致国际资本流入。
金融发展程度（FD）。采用IMF金融发展数据库中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程度越高。
汇率稳定性（ERS）。采用Aizenman et al.（2008）[111]测算的中国汇率稳定性指数，该指数越大，意味着中国的汇率越稳定。
金融开放水平（OPEN）。采用中国对外资本的资产存量与负债存量之和占GDP比重来衡量实际金融开放水平。指数越高表明中国的金融开放水平越高，国际资本发生异常流动的概率也越高。
6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6.1主要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Probit模型和VAR模型，实证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资本外逃事件和资本激增事件减少，资本撤回事件和资本中断事件增多。
（2）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而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外逃事件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激增事件的影响程度小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受到推动因素的影响大于受到拉动因素的影响，而发达经济体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受到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影响较为均衡。
（3）对于不同类型资本而言，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直接投资外逃事件和激增事件减少，证券投资外逃事件减少，撤回事件增多，其他投资外逃事件和激增事件减少，撤回事件和中断事件增多。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其他投资来影响国际资本异常流动。
（4）GDP增速快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外逃和资本激增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提高会弱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外逃和资本激增的影响；汇率稳定性增加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撤回和资本激增的影响，弱化对资本外逃和资本中断的影响；金融开放水平上升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外逃和资本激增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