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具体设定如下：
省级层面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GDP），平均工资水平（Wage）、就业率情况（empgrowth）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也进行控制。此外还考虑了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综合指标 IPR 进行衡量。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与姚利民和饶艳（2009）所修正的更适合于中国的计算方法，本文进行了新的指标体系构建赋权，其中立法水平即 GP 指标（涵盖的标准：保护覆盖范围、国际条约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保护期限），执法力度则选取了社会法制化程度（律师比例）、法律体系完备度（立法时间）、政府执法态度（专利侵权案件结案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人均专利申请量）这五个指标进行计算，IPR为立法水平得分和执法力度得分的乘积，计算所需数据一部分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年报，一部分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 4-1 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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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论
FDI 与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和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也是中国不会轻易更改的治国策略。而在技术与社会观念不断变革的当下，数字经济创造了更低的创业准入门槛，平权思想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女性将有更多获取高等教育、工作和创富的机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去影响和改变世界。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探索 FDI 对于女性创业的影响，并分样本回归进行异质性探讨，最后通过机制检验考察验证 FDI 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渠道。本文的研究表明：
第一，FDI 对于女性的总体创业倾向是挤出效应占据主导，随着 FDI 的流入，竞争压力增加和工资提升带来的影响使得女性创业意愿降低，与假设 1 一致。这可能与女性在样本期间生存型创业的比例较高，相对创业层次较低、更容易受到外资企业的竞争影响，并且女性能够在外资流入的过程中获得更多雇佣工作的机会有关。
第二，从影响渠道来看，FDI 的流入通过影响女性的工资水平进而影响了女性创业的意愿，与假设 2 一致。FDI 流入时带来的高工资效应，即外资企业更高的工资报酬抬高了女性选择创业的门槛和机会成本，满足了部分女性提升个人收入的需求，从而抑制了女性的创业倾向。女性工资越高、对工作越满意，高工资效应就越弱，即 FDI流入产生的高工资效应对低工资人群的影响会更大。
第三，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 FDI 对于不同分组女性的创业倾向基本都具有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的抑制作用。婚姻状态对女性的创业倾向影响比年龄更大，婚姻本身对女性的创业选择具有积极影响，但如果就女性的婚姻状态去分析 FDI 流入带来的不同影响，那么比起非在婚女性，在婚女性创业的意愿更容易随着 FDI 流入的增加而降低。从教育年限来看，FDI 对受教育程度低、创业层次较低的女性会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从区域的角度看，FDI 的流入抑制了东部和西部的女性群体的创业意愿，但促进了中部女性群体的创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