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ny 和 country 分别表示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解释变量。企业层面包括了一系列变量，生产率、利润率、企业规模、资本密度、经营年份、外资股份和出口占比。国家层面变量包含三类指标：一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市场特征指标，有市场规模、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和开放度；二是研发和技术资源指标，有研发投入占比，专利申请数量和高校入学率；三是制度质量与制度差异指标，有世界治理指标，制度差异指标（Kogut and Singh，1998），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为了避免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使用 company 和country 滞后一期（t-1 期）的指标。其次，由于我国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分布数量差异较大，这种偏差可能造成估计不一致。因此将标准误聚类到国家层面。
表格 5-1 指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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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从制度、资源和企业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市场策略。通过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从企业角度方面分析，具有生产率高、资本密集和规模较大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投资模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我国企业选择并购模式的可能性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技术和研发资源的增加而提高，我国企业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模式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
加入投资目的国的制度与资源方面的条件考虑，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制度差异较小时，我国企业倾向于采用绿地投资的模式，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偏向于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具有较高制度质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高利润率的企业偏向于以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具有较高制度质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高利润率的企业偏向于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具有丰富研发和技术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