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就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探究,利用 2008-2015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按照是否在 2009-2015 年期间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 PSM-DID 模型进行分析。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全球经济自 20 世纪末起,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间的分工逐渐深化,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也逐渐提高。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出和不断进化与发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企业数量及投资金额均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自 2005年开始,发展尤为迅猛。根据 2018 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 年底,中国进行过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多达 2.7 万家,在 188 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 4.3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境外企业资产总额高达 6.6 万亿美元。中国在 2018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 1,430.4 亿美元和 19,822.7 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当年的 14.1%和 6.4%,从 2005 年流量和存量分别在全球排名 17 和 24 成为第 2 名和第3 名。在中国逐渐成为资本流出大国的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更加广泛,不仅以发达国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将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东道国的比重逐渐加大,投资结构随之优化,逐渐从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向技术交流转变,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附加值领域迈入高附加值领域中。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深入国际分工和中国产业布局全球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价值创造开始重视,实施了一系列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更新工资分配制度使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首先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合理拉开工资差距;在 21 世纪,将目光更多关注到低收入群体,设置更合适生活质量进步的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及天津等在内的多地 2019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超过 2,000 元,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协调。工资作为广大人民生活的最主要保障来源,工资高低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自 2014 年起,中国首次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多于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家,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其对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在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内均逐渐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企业及其员工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员工工资水平必然成为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员工能否从快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均具有较大意义,同时这也将成为合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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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技术路线
本文主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同时在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究其影响机制。文章先从理论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员工工资水平的作用机制,随后利用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关系是否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最后实证验证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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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最初学者主要集中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情况的影响,且部分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从而影响工资水平。相关研究可分为从国家、行业及企业三个角度,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将产生何种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从国家角度的研究出现的最早,Kravis&Lipsey(1988)研究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将技能密集度较低得到部分分配给美国以外的地区,导致母国公司的员工人数较少并且工资较高,这种情况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Brainard&Riker(1997)利用美国 1983 年至 1992 年跨国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外国子公司就业对母公司就业的替代幅度较小,但若子公司位于低工资地区,其对母公司的员工替代性作用更强。Braconier&Ekholm(2000)研究发现瑞典跨国公司的就业与其他高收入地区的就业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可以相互替代,但与低收入地区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就业的替代。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近二十年中逐渐兴起,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开始较晚。黄晓玲和刘会政(2007)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总就业量存在较弱的替代作用,同时优化了就业结构。姜亚鹏和王飞(2012)从省、市宏观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省市之间效应不同,对一线城市为微弱不利影响,但与其余省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卫瑞和庄宗明(2015)研究了中国 1995 年至 2009 年外包对中国总就业的影响,发现整体上不利于就业的增加。张原(2018)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及结构效应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均存在促进作用,但要素密集度不同的行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应优化对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相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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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工资的影响研究,可根据其研究重点分为对工资变化的影响研究和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在对工资变化影响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工资水平有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类型员工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不同。Head&Ries(2002)通过调查日本 1070 家公司研究了日本公司海外生产对国内技能密集度的影响,发现投资到低收入国家会提高日本的技能密集度,而投资至高收入国家后,其对技能密集度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主要原因是外国附属公司进口的最终产品取代了国内生产。Ho&Wei(2005)以香港为研究对象,验证得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由于显著提高高学历者的工资同时显著降低了低学历者的工资从而会扩大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剧中国工资不平等的情况。Hijzen&Gorg&Hine(2005)利用英国 1982 年至1996 年制造业的数据,得到了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英国国内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的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对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是英国制造业技能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Ahn&Fukao&Ito(2008)研究认为对外投资目的国的不同对母国市场劳动力的影响不同,研究发行日本将生产外包至东亚地区,使得日本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向熟练劳动力转移,但韩国制造业的外包较大部分目的国为日本,所以外包没有对韩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Hayami&Nakamura(2012)利用日本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对比,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的工资溢价产生的条件为母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50%,同时高级别员工工资受到的正向影响更大。Liu&Tsai&Tsay(2015)研究了台湾 1084 家制造业厂商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台湾的横向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生产和投资均产生显著的有利影响,但对低工资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国内失业和产业空心化。以上这些研究均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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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工资的影响路径分析................12
第一节 生产率效应机制分析............................13
第二节 研发投入效应机制分析..................................14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17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况...........................17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及份额.........................17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工资影响的实证分析................23
第一节 理论模型设定..............................23
第二节 模型变量选取和研究样本..................................24
第五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工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理论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母公司工资水平的影响情况。当一个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时,只能观测到企业实施该行为前后的员工工资情况,对于该企业未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员工工资水平无法获得,同样的,若一个企业没有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则无法观测到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员工收入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反事实”。同时,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存在,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更加能够克服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成本并通过成本的降低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从而为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和提供更多的福利,这样会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更高。这表明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与员工工资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问题。所以,为获得企业员工的收入在对外直接投资前后的变化,同时有效识别企业员工工资的增加来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双重差分法(DID)的分析模型进行研究,将相似度较高的企业进行配对,用与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的相似度最高的企业的数据作为无法观测到的反事实数据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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