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总贸易核算法下的中欧贸易分解结果显示，中国和欧盟的增加值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但增加值流向相同都是“来源于出口国被进口国吸收”。两国的出口总值都以被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DVA 为主，但从 DVA 的细分项来看，中国以最终品出口增加值为主而欧盟以中间品出口为主。从国外增加值 FVA 占比来看，中国的出口生产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远小于欧盟，前者 2014 年 FVA 占总增值比为 11.65%而后者为 25.41%。从行业的分解来看，中欧贸易集中在重制造业，农业的贸易往来较少，考虑到重复计算部分 PDC，传统海关统计的误差不容忽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统计报告，近年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2018 年创历史新高达到 331 亿吨，较 2017 年增长1.7%。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带来了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现等等诸多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联系愈发紧密，减排已经不是单一的国家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国际减排合作。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巴黎协定》（The ParisAgreement）也于 2016 年 11 月正式生效，截至 2018 年，全球有近 200 个国家参与该协定承诺共同减排控制气温上升。作为发展速度、经济体量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的负责任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共同减排活动并履行减排义务，在签署《巴黎协定》后作出了在 2030 年将碳排放达到峰值，同时到 2030年国内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相比于 2005 年下降 60%—65%的减排承诺。随着碳排放的持续增高，学者们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关于中国贸易隐含碳的问题自然是政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样的欧盟作为成员国众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也不容忽视。自 2003 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将中欧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之间的双边贸易量不断扩大，截止 2019 年欧盟已经连续 15 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达 63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3.2%。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chain，GVC），使得中欧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然而中国和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地位都存在差异。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以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参与为主的低端生产环节，在获得低附加值的同时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而欧盟通过高技术水平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在获得高收益的同时也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中欧双边贸易中，中国虽然长期处于贸易顺差，
获得了不少经济收益，但因此产生的“碳转移”“碳泄漏”问题也不容小觑，根据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统计，2018 年欧洲国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1.3%，在过去的 30 年间欧盟在经济总量增长 58%的同时碳排放量减少了 22%，而中国近几年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呈上升趋势，2017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 92.54 亿吨，占世界总排放量的 28.4%，远高于排放量为 57.27 亿吨的第二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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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为研究思路，首先提出问题，中欧两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和参与深度都存在差异，这种不同会影响碳排放吗，不同嵌入链接下的 GVC 参与度提升对中欧贸易隐含碳排放又存在什么影响？然后分析问题，选取 2000～2014 年中欧各投入产出以及碳排放数据，结合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采取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测算及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为：
（1）文献追溯法。搜集整理国内外全球价值链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资料，界定全球价值链和贸易隐含碳的基本内涵，总结全球价值链和贸易隐含碳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分析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的影响提供借鉴意义。
（2）实证研究。总结归纳相关文献资料，选择合适的测算方法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准确度量中欧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选取最优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欧贸易隐含碳的影响。
（3）比较分析法。从总量和行业层面对出口贸易分解以及隐含碳排放进行比较，结合全球价值链，对比分析中欧两国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在双边贸易中的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最后提出有利于我国实现低碳化嵌入价值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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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贸易隐含碳相关研究综述
贸易隐含碳问题最开始引起关注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全球变暖及气候变化问题增多开始的，自 2006 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该领域中文刊数量开始增多同时国际上对中国隐含碳的关注提高。目前关于隐含碳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或者某个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问题：另一个是立足于国际贸易研究具体双边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
一、单国贸易隐含碳的研究
关于单一国家或地区隐含碳问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都比较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贸易隐含碳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Ning、Ding and Li（2015）在利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具体碳排放时，发现 2010 中国出口碳排放总量相比 1997 年增长了近三倍，同时中国国内生产碳排放高于消费碳排放，贸易增长了中国碳排放1。潘安、魏龙（2016）采用异质性的 MRIO 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美、日、韩等地区，制造业、能源工业带来了大部分的碳排放，碳排放增长主要由规模效应引起2。江洪（2016）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得出金砖四国除印度、巴西以外，中国正在沦为“污染避难所”，俄罗斯已经成为“污染避难所”，且四国行业隐含碳逆差规模不断扩大的结论3。Li and Qi（2010）、He and Fu（2014）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是一个出口碳排放量较进口碳排放量多的二氧化碳净出口国。Kehan 和 Edgar（2019）将中、欧、美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中间和最终碳排放都呈快速、持续增长的状态，且碳排放强度远超欧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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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综述
国际分工工的细化使得中间品贸易地位上升，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二是对国家或者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一、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研究
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一部分学者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产业升级。如 Barnes 和 Morris（2008）、Bernhardt et al（2016）1的研究都表明，全球价值链给企业带来了升级的快速通道，能够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参与价值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研发自主创新投入。Gereffi 和 Memedovic（2003）通过分析北美市场的竞争模式，发现全球价值链为学习、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服装业为例，GVC 会让服装行业加强高附加值设计的投入。王玉燕、林汉川（2015）对中国工业的测算结果表明，全球价值俩嵌入程度越深，越有利于工业转型升级，尤其对高技术及劳动密集型工业效果显著。刘仕国等（2015）认为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有直接促进作用，参与全球价值链能通过中间品贸易及外商投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增强行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2。
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以增加值贸易为基础，为了解决传统贸易统计的“统计幻像”问题，近年来以增加值分解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愈发完善。早在 2001 年，Hummels et al 使用投入产出表将一国的出口分解为国内和国外两种增值，但是这种增值分解方法（HIY 方法）有两个非常严苛的前提条件，一是假设进口投入使用强度在无论是满足出口还是国内需求生产时都是无差别的，这一假设在加工贸易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会低估一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二是假设一国出口完全被国外最终需求吸收，也就是说，它排除了一个国家出口用于生产国内吸收的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情况2。Koopman et al（2008）优化了 HIY 的第一个假设条件，提出了计算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国家出口产品中国内外增加值份额的公式。Johnson 和 Noguera（2012）通过将多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相结合，同时使用增加值来源国和目的国的投入产出数据，放松了 HIY 的第二个假设条件，并提出了增加值出口（Value-added export，VAX）3的概念和计算方法。Koopmanet al（2014）不再局限于 HIY 的假设条件，对重复计算的额外增加值与其他部分增加值进行区分，根据不同的吸收及来源地将一国总出口细分为九个小类，包括被其他国家吸收的增加值、被本国吸收的增加值、出口中隐含的其他国家增加值、额外计算的增加值这四个大类，构建了一国总出口增值分解的统计框架（简称KWW 法）。王直等（2015）在 Koopman et al（2014）的基础上，将一国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进一步细分为 16 条路径，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基于贸易增值统计的核算法则——WWZ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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