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678.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0754.3 亿元，不到 40 年时间翻了 222 倍。早在 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就达到了 5.75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 5.39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有学者预言在 2027 年前后，中国 GDP 规模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背后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同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77 亿吨，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远超美国（53 亿吨）、欧盟（36 亿吨）和印度（16 亿吨）等碳排放大国（或经济体）。在温室气体排放过量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气象灾害频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国际社会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和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的身份导致我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众矢之的，我国在面临减排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国际社会的碳排放博弈。
1.1.1 国内减排目标对制造业减排提出要求
在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主动做出碳减排承诺，同国际社会一道担起了碳减排责任。2015 年 6 月，我国在法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到 2030 年我国碳排放达峰，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60%-65%。同年，我国出台了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 10 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提出 2025 年要将单位增加值碳排放在 2015 年的基础上降低 40%。“言必行，行必果”，既然我国作出了大幅度减排的承诺，我国也必须拿出减排成果。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十几年来制造业产值占我国经济总量的 30%左右。大规模的生产也导致制造业成为了我国碳排放大户，制造业碳排放量占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 80%左右[1]。然而我国制造业生产和排放绝大比分都是国外消费引致的，2013 年，我国制造业出口价值已高达 22090 亿美元，制造业出口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量的 90%以上，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1.7%，因此我国制造业贸易是我国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一大根源。制造业减排成效直接关系到了我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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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各国制造业贸易往来越发频繁, 贸易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发达国家开始逐步以知识密集型产业替代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作为典型的劳动丰裕型国家则承接了大量低能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将高能耗的生产活动转移至我国，2002 年我国加入 WTO 起到 2013 年，短短 11 年我国碳排放规模就从 31 亿吨增长到 100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Shanti Gamper -Rabindran，Shreyasi Jha(2004)在对印度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制造业结构对比中，得出了污染密集行业比相对清洁行业的出口增长更快，以贸易自由换取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环境破坏的结论[5]，从而佐证了贸易导致污染向劳动丰裕型国家转移的事实。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 各国关于碳排放的博弈也越来越激烈，我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世界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测算经济体 CO2 排放量的方式——“生产者责任制”，忽略了我国产品生产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本国消费，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看，明显会高估我国的碳排放量，因而有学者提出了“消费者责任制”。为了帮助我国在气候大会和贸易谈判中提供有力依据, 同时根据隐含碳排放的特定影响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而调整我国贸易结构，减少隐含碳排放。因此本文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另外为了反映我国是否受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影响，承接高能耗产业从而导致碳排放向国内转移，本文测算了制造业进口贸易隐含碳，与制造业出口贸易隐含碳对比，观测了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社会中的环境贸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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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贸易隐含碳研究的理论基础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断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零成本”，这种现象可以被归结为“环境的外部性”，而在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研究上，庇古和科斯两位学者发表了代表性的言论，直至今日仍然是当前主流减排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然而以减排为出发点的不对称政策，在不断的国际间博弈中带来了“碳泄漏”问题，不仅没有达到全球减排的目的，反而通过被忽略的贸易隐含碳将部分国家沦为“污染天堂”，最终导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加。
2.1.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概念最早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于 1890 年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也是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当时马歇尔为了说明除资本、劳动和土地外，“工业组织”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将外部性分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他认为，产品产出规模的增长，一方面会带来企业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能够投入更少比例的劳动要素和花费更低比例的成本达到更大比例的产出增长。他认为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增加，一方面会引起企业规模增大，带来内部经济，另一方面会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更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即外部经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Arthur Pigou）在“外部经济”的基础上，细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完善了“外部性”理论。通俗来讲，“外部经济”是指企业某些经济活动会给该企业外的其他经济主体带来收益，但这些经济主体不必为此付费，这个企业也会因此获得额外的奖励。同理，当企业的某些经济活动给该企业外的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经济损失时，这些经济主体不会要求赔偿，这个企业也不会为此额外付费，即称为“外部不经济”。由此，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决定了当理性人做决策时，只会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得失。“外部不经济”常被用于解释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耗问题，应用到环境问题上同样适用，如果经济体在做出不利于环境的行动时，不必付出任何代价，那么水、空气等人类共同的财产就会被过度消耗，环境问题会愈演愈烈。之所以过去人类明知气候变暖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但仍得不到控制，就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存在“外部不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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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随着碳排放和能源问题的深入探讨，隐含碳概念和碳排放责任问题应运而生，随之引发了学术界对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思索。下面，本文将从隐含碳概念的由来、研究意义和测算方式方面总结当前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最后介绍目前文献对贸易隐含碳的效应分析成果。
2.2.1 隐含碳概念
隐含碳（Embodied Carbon），从 1974 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的能源分析小组的能源分析工作小组提出的“Embodied”逐渐发展而来。“Embodied”后面加上任何资源名称，来研究某种产品生产和服务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资源总量，而“EmbodiedCarbon”就是指商品从原料到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见国外学者对于隐含碳研究最终目的是测算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总量。
由于处在不同国家的学者视角有所不同，隐含碳概念流入到国内后，国内学者在隐含碳的研究中逐渐有了不同的侧重点，将“隐含碳”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沿用到贸易碳排放转移角度。国内研究隐含碳的大量学者（齐晔、李惠民，2008[8]；王文举,向其凤，2011[9]；吴海江,何凌霄，2013[10]等）均一致认为“隐含碳”是指成品在整个生产链中所排放的全部二氧化碳，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隐含碳”相当于“排放转移”。出口隐含碳排放是指生产加工都在国内而最终消费在国外的产品的生产碳排放量，表示碳排放通过贸易转进量。进口隐含碳排放是生产加工都在国外而最终消费在国内的产品的生产碳排放量，表示碳排放转出量。两者之差称为，贸易隐含碳净差，代表贸易导致的国内碳排放净增长量。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国际社会在环境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的摩擦也越来越大，隐含碳问题的研究从隐含能源问题研究中应运而生，是要求改变当前碳排放测算体系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碳排放权利，更是争取发展权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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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制造业贸易隐含碳测算...............................17
3.1 投入产出法...................17
3.2 数据来源及处理.......................23
3.3 制造业贸易隐含碳计算结果.......................27
第 4 章 制造业贸易隐含碳效应分析...................................36
4.1 结构分解分析..................................36
4.2 数据来源...........................39
4.3 制造业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39
第 5 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46
5.1 结论...................................46
5.2 政策建议.................................47
第 4 章 制造业贸易隐含碳影响因素分析
4.1 结构分解分析
4.1.1 结构分解分析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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