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重点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都有重要政策意义。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现阶段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要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重要前提是刺激经济内循环，而经济内循环的重点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在于挖掘农村消费的潜力（唐博文，2022)。葛立宇（2023）认为想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重点在于发展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同时更注重发展享受型消费理念的转变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还可以有效扩大消费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洪名勇，2023）。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为26796元。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均值将近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均值的两倍，大约为32994元，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值大约为16632元，从绝对值上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值依旧较大。近年来，在新发展格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家庭消费结构也在逐渐变化，从过去注重温饱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如今注重生活质量的发展享受型消费。但城乡差距仍然明显，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为12054元，农村居民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为6779元。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也提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关注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推进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
上个世纪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取得更高的收入从农村转移至城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总量超过1.7亿人，与前一年份相比流动总量增长约0.1%。现有数据表明，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约为1亿左右，而选择离开户籍地所在省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则相对较少，约为7061万人。从劳动力的输出地来看，中西部地区主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主力地区，其中，中部地区离开户籍地所在省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占流动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5.6%，西部地区为47.5%，东北地区为31.4%，东部地区为15.0%。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的特点，一方面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选择流入城镇。并且在城镇会受到新的消费观念以及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城镇房价、物价等因素也会导致流动劳动力若想在当地继续发展，其生存型支出会增加。这些都是会导致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鉴于此，本文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出发，分析劳动力流动是否会造成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如何对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影响。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国内外文献在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那么劳动力流动是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的呢？但大部分文献把研究重点放在劳动力流动或居民消费这两个宏观层面的问题上，深入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文献并不多。鉴于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本文重点综述国内研究。
一、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大多从劳动力流动成因以及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这两方面切入。
（一）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 经济因素以及非经济的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两大主要原因。总结有关经济因素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决定性因素在于收入。16世纪初，几位经济学家William Petty（1691）、Adam Smith（1776）和Colin Clark（1940）已经开始从经济因素视角研究引起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Hatton（1998）建立迁出决策模型，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主要受收入差距影响，因此多数文献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与收入水平（易行健，2023; Holmberg，2024），城乡收入差距（莫亚琳，2020；姚婷婷，2023），产业间收入差距（Ranis，Fei等，1962）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甄小鹏，2017）。其次，地区间收入差异也是引起劳动力流动原因之一（Lewis，1954），经济发达、行政地位高的大城市对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劳动力会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叶明确，2020；李天籽，2022）。同时，从成本角度也是研究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风险最小化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当流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个体会自发的做出流动决策（Schultz，1961；Stark，1984）。Paulson（2000）通过对泰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是因为可以增加面对风险的抵抗力。柳建平（2022）耿明斋（2022）等认为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镇的非农行业就业，是为了使得收入多元化从而降低风险来源。
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非是劳动力流动的全部诱因，非经济因素同样可以引起劳动力流动，比如社会政策、城市公共服务、个人禀赋、文化风俗等。在20世纪80年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大门槛，农村劳动力想要流入城镇，需要付出巨大的流动成本（曹路，2015）。而今，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壁垒，加快了劳动力流入城镇（年猛、范世铖，2023；伍骏骞，2023）。并且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也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Krause，2017）。Cajner（2023）在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美国经济数据来研究政府的现阶段财政政策与颁布的失业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他发现政府政策力度越大，越能促进劳动力流动。同时，国内外学者们也关注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Patrick Baye（r2007）、Dickey（2024）认为拥有完备社会公共服务的城市会更吸引劳动力流入。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主要涵盖两方面。一是劳动力在生产部门间的流动，从生产效率较低技术落后的生产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技术先进的生产部门，具体指劳动力从农业产业流向非农产业（韩佳丽，2017），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程静，2023）。二是劳动力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即劳动力从本地跨区域流向其他地方，在国内较为常见的是劳动力从不发达的农村流向较发达的城镇。本文所研究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空间地域上的流动。
再者，在探讨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中，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迁移”之间有着定义上的重合部分，但两者还是存在着区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的“迁移”有着明确的区分。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由于一些特殊目的而暂时离开居住地的行为，一般是一种短期性的行为。而劳动力迁移情况较为复杂，不同的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大多都根据劳动力离开居住地到目的地是否把户籍一起转移为依据（赵安琪，2022），更为强调是一种长期性的行为。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以及人口普查对流动劳动力的定义基本一致，本文结合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将劳动力流动界定为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且离开户籍地短暂的外出行为。
二、家庭消费结构
目前，学术界对消费结构的定义一般为各类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正如陈志宏在《社会主义消费通论》一书中对消费结构的界定，他认为价值形式衡量的消费结构是指在日常消费中，人们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以及比例关系。根据不同的消费视角对将家庭消费结构的划分也各不相同，按照传统以消费功能视角上可以将消费形态进行划分为八大类：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杨碧云，2023；武庆庆，2020；赵周华，2018），一部分学者采用这种分类方式来划分消费。而为了更能体现消费层级之间的递进关系，一部分学者按照消费需要可以将家庭消费结构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王钰，2024；齐红倩，2020；陈洋林，2020）。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十世纪50年代，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被刘易斯（Lewis，W.A，1995）首次提出。刘易斯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一般存在两个部门或者两种经济，一个是农村农业部门；另一个是城市工业部门。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的初期，物质生产资本有限，而农业部门自然劳动力不停增长，直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且由于发展中国家早期生产要素有限，过剩的劳动资源使得农业部门生产效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而工业部门可以通过再生产过程，不断积累资本。同时，新兴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使得工业部门生产力提高，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工业部门会开始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来扩大自己的生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仅供维持本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而工业部门劳动者按照分配收入获得的收入远超农业部门劳动者，据刘易斯估计工业部门的收入约比农业部门的收入高30%，如果不加以干涉，劳动力会在两部门之间流动，并且最终达到动态均衡。农业部门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造，边际生产率也开始提高，最终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逐渐变为一元经济，进而推动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刘易斯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以及途径。其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转移，即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是空间地理上的转移，即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地区。但由于劳动力供给并不是无限的，且尽管传统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但其内部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此不可能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刘易斯模型是难以完美解释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