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演进与发展的测度

　作为这样一种探索的准备阶段的工作，本文包括以下内容：对发展观的演进以及随之产生的发展测度方法的演变过程进行概括；对前人在建立测度发展的指标体系的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技术性问题进行总结介绍；提出关于适用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初步思路。 　　一、发展观的演进与发展的测度 　　到本世纪80年代为止，人们通常把经济的发展当作发展的全部，以经济增长问题来涵盖发展问题。如以联合国于1951年发表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开发方略”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主要集中于探讨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的原因以及摆脱欠发达的途径。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便是这方面研究的大量涌现和积累的产物。在这一时期，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是发展政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成为测度发展的唯一性的指标。 　　进入70年代以来，发展观向着被称之为“发展目标的社会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是由于，众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贫困、失业、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会恶化。作为反思的结果，国际劳工组织(ILO)于70年代初期在对哥伦比亚、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国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以增加就业、匡济贫困阶层为主体的政策建议。在1975年ILO进一步将“基本需求战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一战略从70年代后期开始支配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基本需求战略”致力于优先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注重提高贫困阶层的最低收入、增加就业、兴办有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强调要给予公众以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与“发展目标的社会化”相一致，从60年代开始，把人均GNP作为发展的唯一测度指标的片面性和缺陷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众多的对人均GNP指标的批判当中，加斯塔(F.T.Juster)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以人均GNP来衡量社会的福利水平存在这样几个问题：①没有包含诸如环境破坏和主妇的劳动等没有进入市场的项目；②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消费未作区别；③尽管政府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对其的评价不是根据实际效益而是仅仅根据支出金额；④用于处理交通事故和公害的支出也被包含在GNP之内；⑤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归属状况不明。针对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分别从对GNP指标进行改良和建立社会指标体系两种途径进行了努力。 　　作为GNP的改良型指标，可以举出净国民福利NNW(Net National Welfare)、分项目GNP、经济福利测度MEW(Measures of Economic Welfare)、绿色GNP(Green GNP)等。这一类指标的基本思是将GNP所未能涵盖的、但又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的项目补充到指标之中。例如，日本经济审议会于1973年公布的NNW指标包括如下的项目：①政府消费(扣除司法、警察、一般行政费等)②个人消费(扣除耐用消费品支出、通勤费用、个体经营费用等)③政府资本品服务(生活基础设施)④个人耐用消费品服务⑤闲暇时间⑥市场外活动(主妇的家务劳动)⑦环保开支⑧环境污染⑨城市化带来的损失(通勤时间、通勤费用)。其中⑦⑧⑨三项为负数。对不存在市场价格的项目采用机会成本来换算成货币量(如将闲暇时间的价值以同等时间从事工作所得报酬来表现)。最近，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按照绿色GNP方法测算的国民经济核算结果。但是一般来讲，GNP改良型指标存在着不能涵盖难以货币化的项目、采用机会成本进行换算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从把握社会状况的角度来看各项目仍然过于概略而难以进行详细评价等问题。 　　建立社会指标体系的努力始于60年代中期创立的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随后在美国、OECD、日本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广泛开展。社会指标与GNP改良型指标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指标不拘泥于一元尺度化和货币化，而试图用一个指标体系来全面衡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在社会指标的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学者德莱布诺夫斯基(J.Drewnowski)在他的专著《福利的测定和计划》中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指标群、9个构成要素27项指标的指标体系，其9个构成要素分别是营养、衣物、住宅、保健、教育、闲暇、安全、社会环境、物理环境。这一思路后来得到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采用。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公布《人类发展报告》，以“人类发展指数”来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包括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三个基本要素，是这样三个分指标的合成。UNDP每年还都对指数的计算方法作出局部改进，以求使得这一测度方法不断完善。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倡和普及是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观的最重要的进步。这一提法虽然在1972年的世界环境大会上就已出现，但它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则是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对其作出了定义和阐发之后。“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1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的飞跃。近几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许多世界最高级会议和全球大会的中心议题。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作为具体行为计划的《21世纪议程》。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最高级会议的宣言也再次强调，要通过保证各代人的平等和对环境综合、持久的利用，努力实现对当代和未来各代人类的责任，并要求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 　　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测度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实际应用到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价中去。作为这方面的探索，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了用“人均资本”来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方法。如果我们的活动能够给未来留下与现在相等或更多的人均资本，那么它就是可持续的，反之亦反。但是这里的“资本”被赋予了新的定义而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概念。按照这一定义，资本包括人造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种。人造资本包括房屋、道路、工厂等，相当于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自然资本指大自然中自然存在的可供人类享用的财富，包括土壤、森林、空气、水、石油等等。人力资本由具有一定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才能的人们所构成。社会资本考虑的是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共有信息和知识等，但其内涵及测度方法目前尚未确立。 　　在上述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的专家还进一步将可持续划分为对人均资本保有程度要求不同的三个层次，即弱的可持续、适中的可持续和强的可持续。弱的可持续只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而不考虑资本的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各种资本之间存在完全可替代性。适中的可持续除了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外，还要求资本的构成合理，即各种资本都不能低于一定限度。适中的可持续肯定了各种资本之间的部分可替代关系。强的可持续则否认各种资本之间可替代关系，要求各种资本都不能减少，如对于自然资本而言，消耗石油所得到的收益必须全部由于可持续的能源生产。这种观点显然过于苛刻，除了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工具以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世界银行的专家还利用公开发表的数据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粗略的计算。由于如何计算社会资本的问题尚未解决，这次计算只包括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根据其计算结果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全世界上述三种资本的构成比为64∶20∶16，人力资本是世界总财富中最大的财富。 　　由于利用人均资本的概念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测度的方法仍然是用单一的货币尺度来进行衡量，因此它实际上是沿用了GNP改良型指标的思路。因而它也就带有GNP改良型指标所具有的缺陷：对于难以货币化的项目无法涵盖。上述计算中未能将社会资本包括在内即是出于这一原因。 　　总之，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的不断累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水平也在提高，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增长至上”到“发展目标的社会化”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同时，人们也在不断改进发展的测度方法，使之与发展观的进步相适应，更好地为政策的制定和评价服务。但由于测度方法本身涉及到许多方法论和具体技术问题，对于测度的全面性和正确性的追求也永无止境，对于测度方法的研究和探讨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 　　二、关于发展测度方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1测度指标的效用有限性 　　发展的测度指标对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效果的评价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要合理地“制作”、有效地运用这一工具，必须对测度指标的局限性、或者说其效用的有限性有足够的认识。在70年代美国、OECD、日本等国都致力于社会指标的制定，形成了一个“社会指标运动”的高潮时，日本学者安藤文四郎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社会指标的效用有限性进行了论述。第一，人们的价值观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人们对于自身的“幸福”的条件并不能完全把握，因此用一个综合指标来作为衡量社会的福利水平的绝对标准是行不通的。第二，在选择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代表性和包括性这一对矛盾。对于某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