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政策论文，笔者认为我国当前财政补助对中小板市场和非国有性质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尚未发挥显著激励效应，在这中间，可能存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企业的申请通过政府机构的审查并获得补助后，由于政府监管力度及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企业可能存在研发不努力情况，可能会将研发资金用于非研发用途，导致政府虽然对企业进行补助但企业创新效率依然达不到预期，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大打折扣。因此，对经监督和审查后表明激励效应不足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可以创新和转化补助方式。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医药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之一，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COVID-19）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医药制造业只有不断加强科研攻关，提高创新效率，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财政补助政策是我国目前促进医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研究财政补助政策对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到底如何对制定医药制造业未来的财政补助政策，提高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应对 COVID-19 以及防范化解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系统性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首先，自 2020 年年初以来，COVID-19 不仅在我国蔓延，世界各国也在与之战斗，成为全人类的一场“战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仅传播速度极快，而且并无特效药。这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仅致使武汉“封城”，使近五千人失去生命①，也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却短期内无特效药以及疫苗需要随新冠变异病毒及时研发的现状这一现状无疑引起对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提高的思考。
自 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靠科技才能最终战胜疫情。要加快科技研发攻关，加大应对 COVID-19 的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调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医药制造企业作为三环之中的关键一环，必然要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从 2000 年前的 9.9%提高至2018 年的 16.8%，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数几乎是本世纪初的两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②。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截至 2019 年末，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2.6%， 已经远远超过“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逐渐向“老龄社会”14%的标准靠近③。老年人口的逐渐增多，引起对医药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需求：数量上，老年人口增加引起对医药生产数量的增加。质量上，老年人口增加使得医药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疾病，人民对医药质量提升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图 2.2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传导机制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财政补助政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研究较少，对一般企业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使用数据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以及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等原因，尚未对财政补助政策是否能激励企业创新效率提高达成共识。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们研究了财政补助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以及财政补助和私人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等，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补助对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补助与研发支出呈非线性关系，财政补助过度会对私人投资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财政补助对私人投资无显著影响，国外已有研究为国内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财政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有积极影响
在财政政策对创新效率的研究中，国外部分学者研究了财政补贴对创新效率各个维度的影响，例如，研发投入、专利产出等。大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例如 Hanel P（2003）认为加拿大制造业公司使用的财政支持与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zarnitzki, Hussinger（2004）、Czarnitzki, Licht（2005）认为财政研发补贴对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衡量具有较大的激励作用。Czarnitzki D , Ebersberger B , Fier A（2007）认为对于芬兰公司，没有补贴，受助者的研发和专利活动将减少，如果获得公共资助，其绩效将显著提高。Aschhoff（2009）评估了公共研发经费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频繁地发放补助以及中大型资助都有利于扩大企业补助的研发计划范围。Broekel T ,Schlump C（2009）分析了研发补贴的重要性以及公共资助的技术基础设施对德国地区创新效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具有积极作用，而技术基础设施补贴效用却要小一些。Carboni, Oliviero（2011）研究了政府支持对意大利制造业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对私人研发投资有积极影响。Kyung-Nam，Kang， Hayoung 等（2012）的研究表明财政补助通过刺激内部研发和国内上下游合作，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Wang M , Hou X H , Management S O（2015）的研究认为，在经济不确定背景下，财政补贴可以缓解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负面影响。Aghmiuni（2019）的研究认为政府支持性创新政策对生物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Liu S L , Chen J , Economics S O（2019）认为财政补贴可以提高创新效率。
................................
2 财政补助与创新效率相关理论
2.1 财政补助与创新效率定义
财政补助和创新效率的概念源远流长，本小节在归纳整理相关期刊、专著的基础上对财政补助和创新效率的概念进行了总结。
2.1.1 财政补助
在理论方面，财政补助亦称财政补贴，是国家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或事项给予的补助或津贴。①在实践方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认为，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政府补助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补助来源于政府。二是补助必须具有无偿性，即企业取得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不需要向政府交付商品或服务等对价。如企业收到的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不满足无偿性特征，不属于政府补助。政府补助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主要有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等。发放补助的主体也是多样化的，主要有各级人民政府、财政局、税务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局、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
由于我国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各发放补助主体的预算资金均来自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所以，各发放补助主体给企业拨付的资金均属于财政性资金。因此，从资金来源角度来看，本文综合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认为财政补助是国家政府部门对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或事项发放的无偿性补助。
2.1.2 创新效率
“创新”最早记载于我国《春秋》一书中，“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其意为创立或建造新的事物。在经济学领域，“创新”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既涉及到技术性创新，也涉及到非技术性组织创新，主要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和新的组织形式五个方面的创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将“创新”的概念拓展为“技术创新”。在当代社会，创新是指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现有理论、信息、技能和方法的前提下，以满足理想化需要或社会需求为目标，改进现有事物或创造新的事物，并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效率”则是指在特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
............................
2.2 财政补助影响创新效率的理论依据
根据以往学者们对财政补助影响创新效率所做的研究，目前能够支撑财政补助影响创新效率的理论主要涉及经济学领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财政学领域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资源基础理论。
2.2.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 Arrow（1962） 提出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他将“知识”作为技术进步的动力，使索洛余数内生化，使新古典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第一次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而作用于经济增长。随后罗默（PaulM.Romer,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的概念，并先后建立了完全竞争条件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技术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则提出了改进型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如 Romer 等学者在 1990 年提出了“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该模型中引入了一个独立的“研究与开发”部门，首次在模型中确立了新技术的生产部门。
从与财政补助的关系来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劳动投入中包含人力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不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这些内生变量对财政政策很敏感。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不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肯定了财政政策对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财政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撑。
图 2.4 企业—政府博弈流程
................................
3 医药制造业财政补助及创新效率现状.........................26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