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政策论文，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因此，各级政府要明确教育对于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时刻将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首先，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努力完善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体系，明晰并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其次，各级政府应该充分了解管辖地区的教育水平，定期走访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各学校的教育经费补助。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关注，必须落实国家对贫困生的教育资助政策，确保每一位贫困生都享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最后，对于教育经费支出情况的监管也是各级政府需要努力完成的工作，监督各受助单位的教育拨款的使用是否切实从学生的利益考虑，是否均属于学生教育的花费。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教育的性质需分类进行界定，高中、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义务教育基本等同于纯公共物品。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全社会总体教育支出中占据主体地位，尤其是义务教育更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经费予以保障。2005 年以来，我国教育财政政策体系历经巨变，一系列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2011 年 6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4%的战略目标，即 2012 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达 4%。政府正在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2012 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为22236.23 亿元，占比达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28%，实现并超过了教育财政投入 4%的战略目标。截至 2017 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了 34204 亿元，占 GDP 比例为 4.14%，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80.37%。2019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向全国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加大教育财政支出，保障教育经费投入。
2005 年 12 月 23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改革。同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体系改制中，我国财政经费支付体制经历了重心上移的过程，改革前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经费。农村税费改革后，经费来源从以农民为主转向以财政为主，实行了省级政府统筹落实、管理“以县为主”的制度。近些年，教育部联合多部委以“新机制”改革为指导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意见，如 2012 年《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3 年《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2015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2016 年《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从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权责、财政预算管理、城乡与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角度加强与落实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深化强调了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畴的决策，建立了一套与公共财政体制适应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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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设计
1.2.1 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利用家庭微观数据及全国县级数据建立有效的计量经济模型，基于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我国家庭教育投入以及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发展趋势及不同层级差异，在对已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具体影响，分析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从而提高我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其充足问题探析，为完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1.2.2 数据来源及方法
1.2.2.1 研究数据来源
家庭微观数据来自 2017 年度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主要调查对象是共享收入、共担支出的家庭。样本量包括 40011 户家庭数据，127012个家庭成员数据，其中农村 12732 户，城镇 27279 户，0-6 岁及 16 岁以上在校生2.1 万，中小学在校生 1.4 万。调查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29 个省，363 个县。
本研究所采用的微观数据库 CIEFR-HS，样本覆盖 29 个省/市/自治区，对数据的筛选和整合以及各种缺失值、异常值的处理是关键。由于 CIEFR-HS 数据库处于半开放阶段，截止截稿作者未能获取到变量样本齐全的完整数据库，数据拟合系数的显著性与大样本没有可比性。其次，由于前人的相关研究尚少，因此在自变量选取方面，尚处于摸索状态。在模型构建前期，许多假设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最后，模型拟合的过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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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政策沿革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义务教育总支出
义务教育是一个与教育层级相关的概念，是指建立在学前教育上的基础教育。在我国，义务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两个不同教育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所有适龄儿童与青少年都要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必须依靠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予以保障。
中国的义务教育总支出构成主要按照来源进行界定，这与中国多年来实施的多元化教育筹资机制是相适应的。目前中国义务教育支出主要由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支出、社会捐集资办学支出、事业支出和其他投入等五个部分构成。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是公认的最大的义务教育支出来源，作为其他投入而容易被忽视的家庭教育投入而言，近些年也越来越体现出其重要性和优势性。
2.1.2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通常被称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义务教育最大的一个经费来源，通常占总支出的 90%以上。在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指标，中央政府常用该指标对地方的教育财政努力程度（Fiscal effort）进行考核，在 2010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本中，明确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需达到 4%。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由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以及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四部分构成。在我国，为义务教育筹措的经费最终用于事业支出和基建支出两大类，事业支出由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构成，其中人员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在职和退休中小学校教师与职员的工资与货币化福利，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一些维持中小学日常运转的开支，基建支出是用于建造教学楼、办公楼和图书馆等房屋建筑及相关大型设备的支出，这些支出都属于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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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效应的理论基础
2.2.1 公共产品理论
萨缪尔森在 1954 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他人享用产品需支付的代价为零且无法排除其他人享用的产品。由此延伸出其不同于私人产品的三种特性：效益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排他性。正是由于公共产品的效益会不可分割的带给社区的每一个人，而私人产品能够进行分割并且不会给他人带来外部效益，所以造成国防、教育等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提供。对于纯公共产品而言，社会全体人员均能公平地消费享用，不存在任何竞争行为和排他行为出现。公共物品属于政府提供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受益的产品，公共物品的外部经济属于正的外部性。
由此看来，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受众面是全部社会成员，且由政府提供。国家的这种制度安排具备公共产品的特性，也存在正外部性。但随着国家的发展，义务教育纳入政府法定责任，义务教育学校逐渐朝多样化发展，义务教育也朝着多元化发展。虽然公立的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众多，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涌现出的民办学校也是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民办义务学校的收费性质，可以将其视为“准公共产品”。但是，目前我国民办义务学校集中在城市，农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较少，这与义务教育有别于其他公共产品的特质有关，义务教育是由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并且受到法律强制保护，因此还具有以下特性：（1）供给的垄断性1。成立一所学校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维持学校的持续发展也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所以，即使政府鼓励支持社会和个人力量办学，也只有极少数人有向社会提供义务教育的能力。（2）供给的强迫性。强迫性也指义务性，虽然各地的义务教育产品存在差异性，但是都是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实施的，要求符合规定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否则属于违法行为，需要承受相应的法律制裁。（3）供给的普遍性，义务教育是政府普遍推行的教育产品，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这与高等教育不同，高等教育是有门槛的，需要有相应的学习天分、后天努力和资源才能享受。义务教育是没有这种准入门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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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义务教育支出及结构现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