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全面“营改增”后的首次税率下调为研究背景，具体考察了 2017 年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和分析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现金股利支付的影响据此提出三个基本假说，再采用 2016至 2018 年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数理统计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8 开始，我国的虚拟经济膨胀的势头一直盛行了十年，到 2017 年才有所克制，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的影响下，到 2018 年国内的实体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但这一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半年后虚进实退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实体产业面临寒冬。国内经济面临瓶颈，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8 年 GDP 总额超过 90 万亿元，但是增速相比上一年有所下降，维持在 6.6%的水平，2019 年 GDP 增速又一次下降，增速仅为 6.1%。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发，国家遭受国内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遭到重创，时至今日，疫情仍时有复发，严重影响企业复工复产，正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而，GDP 总额虽然突破 100 万亿元，但是 GDP增长不比从前增速仅仅为 2.3%，GDP 增速虽然下降了，但正如 2021 年 3 月 5 日政府报告中所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我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主要归功于国家采取措施及时，人民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将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最小化，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国家迅速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帮助企业经营生产恢复如常，遭受疫情重创的企业大多面临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为此，国家出台税收减免，减轻贷款还款难度等措施来对企业进行帮扶。进一步强化“六稳”，提振市场信心，顺利在推进疫情防控的同时发展经济。虽然在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已经相继实施了增值税转型，营改增，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达到减轻企业负担的目的，我国没有停止增值税改革的脚步，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 13%的增值税税率。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等货物，税率为 11%。这次更大规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对减少企业负担，刺激市场活力十分有效，此次改革意味着我国增值税税制更加完善、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的格局，是宏观政策为市场纾困的重大举措对激活国内需求、促进行业发展和刺激实体经济增长均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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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增值税与现金股利支付的关系。因此本节主要从增值税税率下调后果、现金股利支付影响因素两方面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首先是增值税改革的相关文献，再是现金股利支付的相关研究。
1.2.1 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文献综述
1994 年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墨西哥政府做出调高增值税税率的决定，José A.Pagán 等（2001）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以此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增值税税率的提高会促进政府税收的增长，反之，增值税税率的下降会使得税收收入同样减少，一些团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张增值税减税，但是如果减税会导致财政出现赤字，那么这项政策就不利于长远发展[5]。增值税由于其是价外税，因而很容易让人以为其与商品价格无关，其实最终仍然由消费者买单———因为国家征税会剥削企业的利益，企业自然而然就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减轻负担；相同的产品，不缴税定价必然会低于缴税定价。因此可知，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颁布实施，看似只与企业有关，不涉及消费者，但其实政府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越高需求越低的原理，通过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来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促进实体经济的恢复。国内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在刺激需求，提高居民消费，促进企业产出增长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6-8]（朱启荣等，2018；李雪松等，2020；龚辉文，2020）。假定产品定价只考虑做工成本与税率，那么税率变动对产品销售产生的影响会在商品定价中有直接表现，理想情况下，税率下降会使产品价格有所下调，但是如果受该税率影响的企业是甲方，其占有话语权，那么理想状态下的产品价格降低就难以实现，企业会出于为自己牟利的动机，将税率下调带来的收益归入自己的口袋，为自身谋取额外利益。与此同时，收入的增加会直接使得企业在投资活动以及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可支配现金更加充足，手头现金充足那么因现金不足而发生的融资行为就会减少，融资成本降低。虽然只是下调税率，但是该政策不仅仅会影响企业的应交增值税税额，城建税等附加税也是以增值税为计税依据，因而其税额也会受到影响，根据会计学计账规则，我们得知这类附加税会影响企业的本年利润，那么税率下调改革就会对应纳税额产生影响，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最终达到国家助力实体企业发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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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1 增值税
增值税起源于法国，因其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流转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而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青睐。我国是在 1979 年恢复基本税制背景下引进并试点增值税，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增值税制度正式确立。
2.1.2 增值税税率下调的必要性
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的重要指标，代表着征税的深度。降低税率是实现减税降负目标最快速、最直接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肉眼可见我国经济在增长，但这种粗放式增长伴随着环境恶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大难以为继。为此，我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我国 GDP 的总量在 2010 年至2019 年 10 年间逐年上升，2019 年该项指标的数值达到 990865 亿元，2010 年该指标数值仅为 2019 年的 40%。虽然 10 年间 GDP 总量在增长，但这 10 年间，GDP的年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GDP 增长率始终稳定在 7%左右，2019 年则降为 6.1%。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积极出台鼓励政策，做好宏观调控，而税收政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死亡税率”之说由李炜光率先提出，国内企业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纷纷在国外建厂，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国内企业正在忍受“死亡税率”，高额的税负迫使这些企业选择出国。曾有企业家更是直言“中国制造企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一言论引起了外界不小的反响。但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是因为两国税制不同才导致这种差异，美国以所得税为主只在企业获利时征税。而在我国增值税为主，即使在 2020 经济发展不比以往的年份，税收收入也超过 13 万亿，虽然同比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占比超过 2019年。从理论上来讲，增值税最终不需要企业承担税负，然而在实际中企业不得不承担一定的税负压力。为此改变这种现状，我国近几年多次进行了增值税税率改革，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三次税率降档，最终将税率档次降为 13%，9%，6%，连续税率下调带来的减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根据 2019 年 10 月 30 日《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布会实录》公布的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增值税改革新增减税 7035 亿元。其中，2018 年 5 月 1 日调整增值税税率翘尾减税 1184 亿元，2019 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 5851 亿元[11]（万莹等，2020），最新关于 2020 年税收的报告显示 2020年不包括最后一个月，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二万亿元，表明税率下调这一政策确实取得了减税降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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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2.2.1 增值税税率下调与现金股利支付
本文认为，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促使企业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理由如下：第一，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在理想条件下，增值税转嫁顺利，企业就不需要承担增值税税负，那么税率下调会对企业产品的售价产生影响，使得产品售价降低，由于大部分商品都对价格变化很敏感，因此，税率下调最终会促进企业产品销量的增加；然而，现实条件下，企业在采购过程中支付的税金实际上是企业垫付的税款，通过销售产品可以将这部税金转移出去。但是企业垫支的税款导致公司内部可用资金变少，且未实现收入就要纳税，会使企业产生税负很重的错觉，有些情况企业的增值税还不允许抵扣，因此，现实中的企业往往需要承担一部分增值税带来的资金压力。为此，近几年我国不断对增值税进行改革。从增值税转型到“营改增”再到现如今的增值税税率调整。原本设置不同档次增值税税率本质上是希望通过针对不同行业适用不同税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税负，但是由于干扰因素太多，使得其难以实现中性的特性，给纳税人带来额外的损失，违背了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上看，这会使部分企业为降低税负而拆分业务，不利于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对微观主体而言，可能会由于进项税率与销项税率不同，使得进项税额抵扣有剩余，对企业二次征税，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多档税率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在税率下调改革后得到了解决，有助于促进销售增长、从而改善企业盈余，盈余是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的基础。增值税税率下调缓解纳税人的税负压力，起到降低企业成本的作用，为企业节约了一定的现金流出，节省的现金流为企业支付现金股利提供了条件。综上所述，增值税改革会导致企业的产品销售增长以及资金成本降低，使得企业盈余将会提升，企业成本得到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