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年报问询函为切入点，基于收到 2014-2016 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非经常性损益三个维度识别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了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应。此外，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年报问询函的异质性和被问询公司样本的异质性，检验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收入问题数量以及公司风险、公司规模和是否四大审计对年报问询函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
第一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问询函制度背景
问询函是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审查、提出疑问，并要求上市公司解释或修订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程序。在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问询函制度实行已久，成为监管当局日常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问询函文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公开披露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意识的加强，问询函公开披露逐渐成为趋势。问询函在公司与投资者、监管者的信息渠道中承担重要角色，备受资本市场关注。已有文献对问询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问询函制度，本文通过比较美国和中国的问询函制度，认识两国问询函制度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有助于为我国问询函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问询函制度
美国问询函制度由来已久，问询函作为 SEC 与上市公司的一种沟通方式内嵌于SEC 日常监管活动中，主要由 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以下简称“DCF”）负责实施。DCF 信息审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申请文件和定期报告两大类。申请文件主要指 IPO 申请（Form S-1）和并购申请（Form S-4）等；定期报告主要指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SEC 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负有审查义务，当它认为上市公司有必要对披露的财务信息进一步说明或修改时，SEC 将对公司发放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内容回复。但早期的问询函以及回复文件没有公开披露。
自 2000 年安然财务舞弊事件后，萨班斯法案（SOX）②于 2002 年出台，美国 SEC问询函披露制度逐渐规范化和体系化。在审查频率上，根据萨班斯法案 408 条款要求，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SEC 对每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如果审查过程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补充披露，修正或者说明的，SEC 将对该上市公司持续发放问询函，直至问题得到满意解决为止。因此，问询函过程可能持续一轮以上。在审查透明度上，2004 年，SEC 开始在 EDGAR 数据库披露所有的问询函件和公司的回复函件，且规定公布时间为问询过程结束后的 45 个交易日。2012 年，问询函件披露时间提前到问询过程结束后的 20 个交易日（SEC2013）③。在审查资源投入上，萨班斯法案促使 SEC、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在审查公司信息、发放问询函和回复问询函的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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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询函相关文献
作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措施，问询函提供了重要的上市公司治理途径。得益于实践经验丰富，美国学者对问询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问询函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问询函的影响因素和问询函的经济后果。
一、问询函的影响因素
问询函是一种行政监管行为，哪些公司更容易收到问询函呢？自安然事件后，萨班斯法案出台强化监管职责，其对 SEC 监管行动有重要指导意义。不少学者发现具有 SOX 408 条款所列示特点的上市公司更容易收到问询函（Lawrence et al.，2010；Johnston and Petacchi ，2017；Cassell et al.，2013）。这些特点大致可归类为：公司特征、外部治理特征以及会计特征。
对于公司特征来说，生命周期长、资产规模较大、市盈率异常、股票波动性大、公司治理差、业务结构复杂、并购重组等增加了收到问询函的概率（Ryans，2018；Robinson et al.，2011；Ettredge et al.，2011；Cassell et al.，2013）。此外，盈利亏损、破产概率高、以前有重述行为等财务特征使公司收到问询函概率更高。对于外部治理特征来说，主要包括审计师和公司监管环境。不少研究表明，由小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Lawrence et al.，2010；Johnston and Petacchi，2017；Cassell et al.，2013）收到问询函的频率更高。对于在美国上市的境外公司来说，SEC 监管强度与境外公司所在国家的监管环境负相关，SEC 将更多的监管资源放在来自监管环境较弱国家的境外上市公司，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Naughton et al.，2016）。对于会计特征来说，Boone et al.（2013）检验了会计特征与 SEC 问询监管的关系，研究发现 GAAP 中会计估计和基于规则进行会计处理的特征增加了收到问询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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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第一节 年报问询函与应计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生的典型逆向选择行为，降低利益相关者获取的信息质量，影响其投资决策。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强化信息披露及其监管是主要措施，而监管机构因其独特的市场地位在强化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有文献研究发现，监管措施可以抑制公司公司盈余管理，改善信息披露质量。Ernstberger et al.（2012）基于德国资本市场研究发现，会计监管减少盈余管理，提高了盈余质量。Dal Maso et al.（2018）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更多的会计监管可以抑制银行盈余管理。
年报问询函作为信息披露监管措施，可以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改善信息披露环境（Robinson et al.，
2011；Ettredge et al.，2011；），进而提高盈余质量（Johnston and Petacchi，2017）。问询函的信息效应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施：披露效应和监督效应。一方面，被问询公司需要对年报问询函做出答复，在答复过程中可能披露更详细、具体的信息，其中包括管理层对会计处理方式选择的判断和其它风险信息。监管者和相关主体可以在会计准则框架下综合评估管理层在会计政策选择的稳健性和合理性，识别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在此环境下，上市公司继续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和弹性大大降低，管理层为了降低违规风险可能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另一方面，问询函可以强化监管者和相关主体的监督效应，抑制公司盈余管理。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表明监管部门已经察觉并关注公司在信息披露和经营方面的异常情况，上市公司开始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继续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风险及成本较高。此外，年报问询函引起如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师等相关主体的关注并强化监督（(Deloitte，2008；Ben et al.，2016）。治理层为了降低诉讼风险在会计处理方法选择上可能更为谨慎，降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而审计师作为财务信息的鉴证方，为了降低审计风险、维护自身品牌和声誉，有动机去发现管理层盈余管理，督促公司使用更具稳健性的会计处理方式，减少应计盈余管理（Krishnan，2003）。此外，问询过程带来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提高分析师跟踪人数（Bozanic et al.，2015），形成更强的外部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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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年报问询函与真实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安排真实交易改变盈余的盈余管理方式，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合规性。这种盈余管理方式隐秘性强，且实施的空间和弹性较大，难以被审计师和监管者识别，但其实施的成本较高，可能影响公司未来业绩水平（Roychowdhury，2006；Cohen et al.，2008）。当公司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层可能基于成本效益考虑动态调整盈余管理策略（Cohen et al.，2008；Zang，2007）。当内部控制薄弱且外部治理较弱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实施成本较低的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而当内外部监管趋严，高管实施应计盈余管理被发现、处罚的可能性较高时，他们可能转向采用隐蔽性较强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李从刚和权小锋 2017）。Cohen et al.（2008）实证研究发现，萨班斯法案通过后，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显著降低，而真实盈余管理明显增加。高利芳和盛明泉（2012）以因财务舞弊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受处罚的公司盈余管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且更多使用真实盈余管理。谢柳芳等（2013）研究发现，2012 年创业板制度修订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应计盈余管理减少，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增加。
此外，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分析师、机构投资者等）对盈余管理既具有监督效应，也具有压力效应。既可以通过挖掘更多信息或深入公司经营活动发挥监督效应，减少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活动（Krishnan，2003；Yu，2008；Chung et al.，2005；权小锋和吴世农，2012）；又可能存在压力效应，促进管理层为了满足业绩预期和业绩要求增加真实盈余管理（Burgstahler and Dichev，1997；Raman and Shahrur，2008；Fu，2016；于忠泊等，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