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论文鉴于我国当前面临的创新低质现实困境，以及数字化深度嵌入、我国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最大的试验场的现实背景，分析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多维影响效应，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切入，剖析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理论机制，利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伴随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我国创新产出数量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仅2022年一年间我国专利授权量达到4201203件，占全世界专利授权量的97%，我国俨然已经成为全球专利数量第一大国。然而，中国专利“爆炸式”的增长现象背后却可能隐含着“创新假象”和创新低质困境[1]，整体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缺乏关键核心创新、创新存在低端锁定等现实问题。正如2023年1月《Nature》封面文章所指，“过去几十年见证了新科学技术知识在数量上的指数级增长，但论文和专利对科学现状的破坏性越来越小，一些关键领域的进展正在放缓”[2]。在我国加快推动实现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的“两个转变”的顶层设计中，技术含量与创新质量相对较高一类专利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中加入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反映出国家对高质量创新的价值引导。因此，城市作为技术创新要素与资源集聚的策源地，提高城市创新质量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3]。
数字技术加速涌现，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4]，各国都在加紧数字化战略布局以应对大国竞争。虽然中国数字化发展起步较晚，但在数字创新的自生长性与海量超级用户（十亿级）和产业大国的应用场景碰撞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最大的试验场。资源衰退型城市鹤岗借力“数字游民”群体实现新的发展、ChatGPT聊天机器人帮助科研人员编辑代码、梳理文献等案例表明，数字化嵌入似乎对城市创新发展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在日趋严峻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下，如何利用数字化科技变革的驱动与重塑作用提升城市创新质量，摆脱当前面临的“数量长足、质量跛脚”困境，建立国家与城市的长期竞争优势，是当前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关键战略性问题。
1.2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按照“问题提出—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行文思路，基于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学习，围绕“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以创新生态系统为中介”这一核心问题，从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理论机制、数字化与城市创新质量发展现状、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及异质性特征等多个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研究结论，主要形成以下主要研究内容：
（1）明确界定数字化、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内涵。本论文围绕核心问题，对数字化、城市创新质量和创新生态系统三个核心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与深入剖析，为后续理论框架构建奠定基础。通过对既有研究梳理，明晰学界对数字化和创新质量内涵理解的演进，结合语义学分析形成本论文对数字化和城市创新质量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基于生态观和系统论思想，采用类比研究法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要素间与系统间关系进行剖析，以隐喻认知方法为逻辑，以自然生态系统为类比源，从种群特征与系统演化机制等维度映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与关系，重新审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本质。
（2）构建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和城市创新质量三者关系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当前相关领域研究有待优化与可拓展空间，以创新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系统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理论为基础，从驱动效应、非线性效应与空间效应三个维度分析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与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寻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构建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总体理论框架。
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文献综述
2.1.1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由于企业是开展技术创新的关键主体，关于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最早从企业层面展开，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研发投入[14][15]、公司股价[16]、企业创新文化[17]、海外并购[18]、员工知识隐藏行为[19]等。部分学者探索了外部因素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家战略与政策方面，如国家国家创新追赶战略[20]、R＆D增值税优惠政策[21]以及国家审计[22]。
随着创新质量研究的不断深入，创新质量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并引起学者关注[23]，关于区域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探索研究也逐渐增多。许昊和万迪昉等（2017）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有效抑制了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为代表的低质量创新产出，利于区域创新质量提升[24]。张宽和黄凌云（2019）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发现其规模、深化和效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质量提升，而贸易开放是这一效应生成的关键路径[25]。毛文峰和陆军（2020）发现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会引起城市创新质量的显著变化[26]。杨君等（2022）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创新投入、激励城市创业和加强人才引进扭曲了创新政策效果，从而导致城市创新陷入“量增质降”困境[27]。俞立平（2022）指出，技术积累也会对区域创新质量产生一定影响[28]。可见，有关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产生于微观领域，基于中观城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深入。
2.2理论基础
2.2.1创新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1）创新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认为创新是具有战略能力、有胆识、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对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后又对创新进行全面、具体的阐述和运用，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理论体系，但以熊彼特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始终认为技术创新是外生变量。与上述创新理论不同，以索洛（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真正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行为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奥地利学派的创新观点。
随着时间的演进，对创新活动的理论认识与实践都逐步深化，创新范式研究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变化[66]：以上述新古典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线性创新构成了创新范式演进的第一阶段；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范式构成了第二阶段[67]，关注更多的是开发群落的企业技术创新治理主体的作用，强调企业、政府以及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彼此边界开放，实现结构重组、资源流动和整合，以及创新活动的协同；第三阶段是以多学科、交叉领域理论为基础的N螺旋协同创新范式，更加重视不同群落之间的协同作用[68][69]，强调系统开放、共生的仿生特性，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应运而生。
（2）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作为一种方法论，生态学被广泛应用到各研究领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正是在生态学理论与区域创新理论的结合中产生的。Moore（1993）最早以生态学隐喻的方式研究商业问题，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70]，在此基础上Adner（2006）[71]和Kapoor（2010）[72]等代表学者进一步将其发展转变至创新生态系统概念[73]；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Lundvall、Freeman、Nelson为核心的诸多学者推动创新研究由线性范式进入到创新系统研究阶段[74][75][76]，但仍然无法满足创新过程日益复杂的需要[77]。为了纠正之前创新政策的失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主张以“创新生态系统”取代“创新系统”概念，主要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考虑公共政策如何通过加强现有创新系统内的互动联系来促进创新[78]。
第3章 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与城市创新质量关系的理论构架....23
3.1 核心概念界定.............................23
3.1.1 数字化内涵................................23
3.1.2 城市创新质量内涵..................26
第4章 中国城市数字化与创新质量发展现状分析............................47
4.1 数字化测度及地区差异分析...........................47
4.1.1 城市数字化指数平均趋势与动态分布......................49
4.1.2 城市数字化指数地区差异及分解.........................51
第5章 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67
5.1 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驱动效应的实证检验............................67
5.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67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70
第6章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6.1创新生态系统要素构成中介机制检验
3.1.3小节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解的分析指出，创新生态系统主要由有机的创新种群和无机的创新生境两部分要素构成。为考察两类要素在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过程中的具体作用，验证假设H5和假设H6的合理性，本部分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6.1.1模型设定、方法选择与变量选取
逐步回归法和系数乘积法市常用的验证中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