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建筑学论文，本文着眼于既有住区建筑户外空间场所感缺失的现状，通过理论研究、文献研究及实态调研等方法构建了可指导场所性品质问题诊断的评估模式，并以大连市为例对此评估模式展开应用，通过细致化的调研总结现状问题，然后通过场所感重构策略的提出来应对当前既有居住组团户外空间场所感普遍缺失的问题，为既有居住组团户外空间场所精神的回归提供了方法借鉴。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住宅存量背景下的既有住区品质提升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住宅建设领域便是其中一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逐渐平稳并恢复发展，我国为缓解居住紧张兴建了大量住宅，由此进入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时期。据数据统计（图 1.1），自 1980 年开始我国的房屋建设量连年攀升，并于 80 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伴随着 1988 年宪法、土地法的改革，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房地产开发的热潮，2000 年住宅建设量再度达到新高。然而建设量的持续增长使得住房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饱和状态，自 2012 年起这一势头有所放缓，住宅开发进入缓慢的增长阶段，住宅市场由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过渡。
在住宅存量背景下，既存居住建筑中以建于上世纪 80-90 年代的住宅居多。这些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既有住宅，一方面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设标准低等问题已无法满足当代人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使用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管理与维护，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品质劣化情况，严重影响居住品质。然而，这一时期的住宅主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且按城市发展时序的普遍规律，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区位，地理位置优越，仍具有较高的社会及使用价值，大规模推倒重建将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我国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2）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城市环境及社会资源紧缩的背景下，寻求内涵式增长与创新式发展，完善居住功能、激发住区活力、改善人居环境品质，已成为新时期我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1] 。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国家相继出台若干政策推动既有住区更新工作的开展。我国“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中均有提及有关既有住区更新的工作规划，“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升居住质量、营造宜人的人居环境是未来既有住区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级政府相继出台若干文件，全国各城市纷纷开展改造工程。
1.2 研究现状
1.2.1 场所理论研究现状
（1）理论基础
“场所精神”（Genious Loci）一词来源于古罗马，反映了当时古罗马人的一种文化信仰，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场所精神就是人们在环境中的守护神。人在环境中需要依赖场所精神的守护才能彼此之间达成身体与精神两者的良好契合，才能在环境中和谐生存。
“场所”一词曾经在各个学科领域被展开讨论。加拿大学者爱德华·拉尔夫（Edward Relph）首次将场所引入空间环境，他从现象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场所是人们在空间或者场地参与过程中的事件、活动等真实经验的积累及对未来的期盼中产生的对空间的一种认同，因此他认为场所具备三种属性：客观物质、功能活动、场所意义，其中场所意义又包含了三个维度：象征意义、个人情感、态度与价值。英国理论家戴维·凯特（David Canter）受此启发，将场所定义为活动、物质属性和概念的集合（图 1.5），由此说明场所的关键在于物质要素、活动、感知与经验这三方面要素。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从人文主义角度考虑，认为场所是在认知感觉层面的一种价值体现，一种主观的精神建构，是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的前提。他着重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和对真实世界的理解[5]。普瑞德（Pred）则认为场所是由空间中的社会实践所构成，而同时场所又是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之一。英国哲学家及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场所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场地，并赋予其丰富的社会意义，场所为我们展现了使用者是如何利用空间展开活动并融入其中的，而空间又是如何为使用者提供相应情景的。
国外对建筑户外空间的研究开始较早，在人对空间的感知方面也较早关注。诸多建筑与城市设计领域的学者也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论述对“场所”一词的理解。日本建筑师桢文彦（1960）提出“场所形成”理论，认为建筑师是要设计“场”并组合“场”的结构，同时在场所中消亡建筑。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和卡罗琳·弗朗西斯[6]关注了城市的形态和功能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评价了不同空间类型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实际案例的场所性，并提出了设计建议。
2 国内外住区户外空间更新理论发展及实践概况
2.1 国内外住区户外空间更新理论发展与演进
2.1.1 国外更新理论发展与演进
国外在城市更新领域发展较早，对住区户外空间的研究与实践也走在前列，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的大力发展带来了城市环境污染、居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住区环境的设计及未来的发展与人类居住环境间的关系。[31]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归纳，纵观国外城市化发展进程，可以将住区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表 2.1）。进一步可以归纳为大规模推倒重建、局部更新与邻里重塑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
由于各时期的社会矛盾不同，城市更新工作重点也在逐渐转换：
二战对城市造成的影响使得战后为解决大量居住问题、重塑城市形象及带动经济发展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大规模的清理贫民窟、快速的住房建设、高税收项目建设是这一阶段的工作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更新，是从城市整体层面出发，强调功能用地在布局上的调整与优化，与本文所论述的“品质提升”式更新有所不同。虽然这一系列的动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居住用房紧张、生态恶化、城市界面杂乱等矛盾，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贫民窟的推倒重建不仅打破了现存的邻里结构，也未能真正提高这一类型住宅区的居住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贫民窟又会在另一个地方重新显现，并且上述背景也引发了阶级差异的逐步体现，城市中心区在高强度的利用下出现了新一轮的衰败，随之带来了环境、治安、交通等综合性社会问题[32] ，为之后更新工作的转型埋下伏笔。
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战后城市非理性的大规模重建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诸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思考与批判。1954 年，在 CIAM（国际建筑师协会）第 10 次会议上，针对人类居住问题的会议主题，team10 小组发表了《杜恩宣言》，批判《雅典宪章》忽略个体特性，不足以表现人际结合。加拿大城市规划师、作家简·雅各布斯、建筑理论家 C·亚历山大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站在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提倡城市更新应从小尺度开始逐渐扩大，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33]中，雅各布斯针对城市规划与更新指出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打造在关注物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学者, 如 A·拉波波特、L·文丘里、F·吉伯德等也对这种思想表示了极大的关注。L·芒福德和 E·F·舒马赫 1961 年和 1973 年分别在各自的专著中提出，城市更新、规划需要对人的尺度和需要给予充分考虑，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32] 。R·文丘里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认为，建筑应该具备多样的属性，要复杂的“兼容性”的统一而非单一的“排他性”的统一，并指出公共空间的好与坏是能否营造场所感的关键。
2.2 国内外住区户外空间场所性品质更新实践
2.2.1 国外场所性品质更新实践
国外大规模的户外空间更新实践开始于 1980 年，二战后的新建住区（宅）已使用30 年余久，住房品质问题层出不穷，更新改造替代新建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 德国在二战后建设了大量的板式住宅，这些住宅大部分立面形式单一，建设标准低又缺少日常维护，随着居住年限的增加，功能老化，户外品质逐渐恶化。1990 年代，德国的统一随之带来了社会环境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老旧住宅的居住品质更加恶化[43]。政府启动了住宅更新计划。其中，对住宅户外空间的改造成为更新计划中的重要一部分。较为典型的例子有柏林市黑勒斯多夫（Hellersdorf）地区板楼改造项目（图 2.3），涉及户外的改造内容主要有：利用彩色涂料对建筑外立面进行刷新，并通过几何造型营造良好观感的韵律感；住宅底层加建公共活动中心，提供居民互动与交往场所；在屋顶放置有象征意义的构筑物增强居民的对社区的归属感；翻新社区户外的绿化用地等。2007 年魏斯马（Wismar）市 Ost 住区环境景观改善项目启动，较前一个案例而言，该项目对户外空间的改造从住区层面的规划出发，结合住区道路打造带状景观绿化、组织健康步道，利用道路两侧的空地划定停车位等[44]；绿化空间分为公共、宅间和私人三个层级，满足不同需求；增加户外公共设施及景观设施，如垃圾桶、雕塑及健身设施等。
法国地方住宅的主要管理者是低租金联合会组织 (HLM)，负责社会住宅的更新和维护[43] 。随着居住品质的日益低下，HLM 组织的作用逐渐减弱，人们愈发的重视居住户外空间品质。Louis Bouchet 住宅利用涂料与瓷砖饰面对住宅外立面进行翻新；巴瑞帕波利克项目 (Lorien Labarre république) 改造通过减少原有建筑体量打造户外公共空间，丰富空间层次。
美国在 1990 年初启动了城市复兴示范计划（Urban Revitalization D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