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 16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2
第一节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2
第二节 变量定义与说明 ······························· 22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26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26
一、描述性统计································ 26
二、相关性分析························· 27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5-1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极大值、极小值和标准差。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企业违规（Vio_num）的平均值为0.153，标准差为0.352，即在 22647 个观测值中，约15.3%的样本存在违规行为并被稽查。关于解释变量战略差异度（DS）的结果中，DS的均值为0.606，标准差为0.290，最大值为1.808，说明我国较多数量的上市公司实施差异化战略，为自身创造减少竞争的安全空间来获取竞争优势。DS的均值与叶康涛（2014），王化成等（2017）的研究相比相差比较大，可能是因为本文研究数据样本量更大，而之前的研究样本集中在2001年至2013年且样本量较少。 说明近些年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对公司发展发挥关键性作用，因此在战略设计中，越来越多企业倾向充分利用自身资源采取非常规战略，获取竞争优势。盈余管理（DA）的均值为0.071，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0.408，这表明我国企业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且公司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均值为0.029，标准差为0.032，最大值为和最小值分别为 1.363 和 0.021，不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较大差异。控制变量中标准差小于1的有Lev、ListAge、INST、Top1、ATO、Board、Cashflow、ROA，表明各企业的Lev、ListAge、INST、Top1、ATO、Board、Cashflow、ROA区别不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Size的标准差大于1，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Size区别较大。
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借助战略管理、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以及有限理性决策等理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对违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大，其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战略差异度较高的企业往往承担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承担可能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违规行为。首先，随着战略差异度的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上升，管理层更偏好于选择那些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这增加了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并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风险。在高风险承担水平下，管理者在权衡违规行为的潜在收益与风险时，可能会因为更强烈的违规动机而采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类违规和企业资本运作相关违规等行为，从而导致企业违规行为的增加。其次，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往往伴随着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这也使得它们更倾向于违规。由于战略差异较大的企业可能面临较大的业绩波动，管理层可能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和薪酬增长的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这种行为破坏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使得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得准确的企业信息，增加了企业价值的波动性，从而增加了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
在深入探讨差异化战略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时，本文特别考察了管理层薪酬的调节作用。一方面，股权激励在战略差异度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股权激励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激励管理层朝着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方向努力，反而增强了管理层对企业决策的控制，从而诱发了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股权激励可能实际上加剧了战略差异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促进作用，提高了企业违规的风险。另一方面，薪酬激励在战略差异度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相对于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更有效地约束了管理层的行为，减轻了战略差异度可能带来的企业违规倾向。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