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代表制废除、政治部地位下降及军队特别党部制度的变更
1927 年春北伐大局已定。此时, 国民革命军有大量新兵加入, 规模急剧扩张, 至此已有 40 余个军。战事频繁, 军队调动多变, 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占领南京、逼近上海后, 公开与国民党中央对峙, 致使“军事呈纷争与复杂之象”, 因此, 军队“非有党之最高机关, 以绝对的威权统一指挥, 决不能在名义上与实际上悉纳于革命军统系之下”②。此外, 国民党与中共在党政军各方面的明争暗斗也已呈白热化, 国民党内要求“清党”的呼声日益高涨。
3月11日, 国民党二届中执会讨论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时, 对于军队政工制度意见尚较为统一, 认为“政治工作在党之指导下确甚为有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三次全会上系统介绍了军队总政治部的工作成绩, 但认为此项制度有缺陷“,总政治部之工作应属党的, 但其组织乃包在军事中, 因而不能纯然接受党之纲领与指导; 又与各军政治部未能一贯。盖因地位之不明, 致组织不统一, 指导计划亦不一致; 其次军队现已大增加, 政治工作亦大扩大, 而无一训练政治工作人才之机关, 人才遂大感缺乏。于是才在不相当之人, 才遂不能用, 而工作遂亦不能无痛。且新添各军实际上不无图把占地盘之意, 因时设法自引荐其军之党代表与政治部主任, 使政治工作不能贯彻党的意思及政治训练之本意, 遂失却党化军队之作用”③。出于对军队政工组织机构及功能重叠的考虑, 会议曾提出是否保留总党代表、“各军各师则以军党代表、师党代表与政治部主任合并”的建议④, 但未展开讨论。此时, 国民党中常会的讨论中, 开始出现在一些军事单位以设立政治指导员取代党代表的作法, 如郭沫若曾被指派赴上海任国民革命军政治指导员。
3月15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台《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 再次强调军队政工制度的规范化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组织大纲中, 强调总政治部的工作职能是“专任军队中党务及政治工作”, 并将以往军队党部的功能如党的组织与训练等, 移至总政治部职权范围。“总政治部之工作方针, 须完全接受本党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 总政治部可以“监督、考核各级党代表之工作”⑥。与 1926 年的类似组织大纲相比, 总政治部的功能有所增加, 在党务方面由过去的“指导”改为“专任”, 显示出国民党对军队党部的影响及活动效率十分不满意, 此外, 以往总政治部是在党代表领导下展开工作的, 现在总政治部只对军事委员会负责, 并有了“监督、考核各级党代表之工作”的权利, 显示出国民党对中共在国民革命军内影响及活动的猜疑不安, 通过提升总政治部的职权来控制军队, 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会议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
这一时期, 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政工体制虽然相同, 但政工人员地位却有较大差距。在蒋介石领导的第一军及其它军中, 党代表、政治部人员等均处于无事可做的难堪境地, 竟然有“未入党不明党义”者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者⑦。而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其组织、政治工作条例与国民革命军颁布之政治工作条例相仿, 做政治工作地位甚高, 且较高于参谋长”。
1927 年 3- 4 月间陆续展开的“清党”运动, 不仅将大部分中共党员清出军队, 而且制度性的逆淘汰规律, 也将一些颇有能力、在思想上接近中共或者并无“赤化”思想却同情国共合作的众多青年国民党员一并清除出国民党, 造成了国民党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化②。在“清党”运动中, 蒋介石控制的国民革命军各军将“清党”活动重点放在军队党部、党代表方面, 军队党代表制事实上即告撤消。一些军队甚至遣散了全部的政工人员③。在武汉方面, 汪精卫也曾言“:党代表这个空名, 留着有什么用? 几次辞职, 都没有通过, 最好是将这个制度取消。”④但直至7 月中旬前, 武汉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中仍然保留着党代表制。武汉分共后, 党代表制才正式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军队政治部的权责也受到极大限制, 政治部及党部的地位受到了重大冲击,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怒而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辞职,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政治部和党部“三位一体”制度为之一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但保持着组织的独立性, 实为“党中之党”。期间, 由于中共缺乏对军队的掌握, 国民党则受制于党员规模无法有效地领导下层党部, 在东征与北伐期间, 中共组织的活动空间渐趋边缘化, 只能在城乡下层开始工农运动以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并借此壮大自身。北伐时期“每克一地, 共产党既起而操纵党部, 挟持民众, 培植其下层势力”“,分化国民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 制造各军间之矛盾, 乘机渗透, 而伸张其影响, 扩大其控制”⑤。
“清党”后, 国民革命军中多数军党代表均因被怀疑与中共有关受到清洗, 军党代表下属组织机构政治部也受到牵连。国民革命军将政治部置于总司令部之下,“完全成为一种军队之训练机关”。二期北伐成功后, 国民政府改革官制, 设立训练总监部, 将政治部置于训练总监部之下, 完全变成了一个“僚佐机关”⑥。
宁汉合流后, 中共的影响已从军队彻底清除。手握军权的蒋介石, 视军队为个人领地, 对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通过“党军”原则强化国民党对军队领导的做法极为不满。事实上, 蒋介石这一态度, 对于国民党在军队中影响力的消长关系极大。
1928 年 2 月,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鉴于国共分裂的形势及“根本肃清”中共影响的需要, 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中央党部, 同时决议“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 由中央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 代行各执行委员会之职责, 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⑦。或许这是不少著作认定此时国民党曾经撤销军队党部的唯一证据。显然,“暂时停止活动”与撤销并非一回事, 它只是国民党中央下决心整顿各级党部的一个努力, 并非代表着国民党放弃对军队领导的构想, 此后的事态也表明, 国民党没有撤销军队党部的任何意愿, 相反, 它意欲通过军队党部控制军权的策略十分明显。与此同时, 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不恢复党代表制, 党代表制正式废除。
二、国民党对于军队政工制度的建设相当重视
“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在战事繁多、军机变动极大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短期内在军中及所到之处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强势。如第一次东征时, 校军用“不拉夫、不筹饷”的标语及“保护农工市民, 不损人民一草一木; 且到处帮助他们建立党部, 组织农民协会”的实际行动, 树立了“真正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 以致后来“妇人小孩争先恐后来接我们孙总理的照片, 革命军小影、画报传单雪片似的纷飞。我军所过的市镇, 生意盛极一时; 乡间的农民妇女都挑茶送饭给我们吃, 欢迎的旗帜、火把、鞭炮 甚至扛着整个的肥猪, 整瓮的美酒表示欢迎的诚意”②。北伐时期, 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全新的精神状态及其良好影响, 是“党军”和国民革命军屡战屡胜的关键所在。
三、国民革命军在 1927 年后的蜕变, 与军队政工制度的强弱并无直接关系
国民革命军此后一直保留着军队政治部和军队党部的建制, 但作用极其有限。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此时扩张兵源有两条路, 一是收编已有地方军队, 一是征兵, 无论兵源出自何处, 其实都是素质相近、以“当兵吃粮”为理念的普通农民, 雇佣性质相当明显, 这决定着国民革命军不可能是一支现代化军队。
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包括收编
军队的军事主官, 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现实教训, 远远比“党权高于军权”的政治理念更具有说服力。在不允许从事制度建设的战争年代, 军队政工制度的变异就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 党权高于军权, 是否就可以改变军队的性质? 国民党执政后的历史表明, 党军并没有如国民党所言成为国民的军队, 反而成为镇压民众、维护国民党“一党治国”体制、阻碍民主潮流的反动工具。
结语；
1924 年前在诸多反对北京政府的努力中国民党与拥有军事力量的各地方势力合作时无力掌局、屡被遗弃的痛苦记忆。孙中山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 力求使国民革命军成为一支绝对服从国民党的军事工具—“党军”, 完成国民革命。如鲍罗廷所言“:国民革命有两个利器, 一个是党, 一个是军队。党与军队有联结之关系, 党与军队是一个, 军队与党也是一个, 不可分离”⑧。这样的认识更符合苏俄及国民党人的政治意识及创建“党军”的根本目的。而杨利文所言国民党通过党治建立一支“能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 并能进而属于国民的武力”的观点⑨, 是值得商榷的。这种私属性极强的军队建设目的, 决定了其后国民革命军性质的蜕变。
国民党的“党军”创建过程经历了从黄埔“校军”到国民革命军整编的演变; 军队政工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党代表制, 从军队活动的重要角色到渐被废除;政治训练部一直是政工制度运作的枢纽。相比而言, 军队党部的角色则十分难堪, 一方面其组织发展及活动受制于党代表制和政治部系统, 另一方面它的实际作用极其有限。“以党治军”的意义并不是体现在其存在及功能上。
参考文献；
①台湾“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 年印, 第 219 页。
②杨其纲:《一年来本校之经过》, 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黄埔军校史料( 续编) 》, 第 467 页。
③( 苏) C·A·达林:《中国回忆录: 1921- 19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08- 20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