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廿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
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最为冷僻的角落，甚至说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毛之地也绝不为过，那就是关于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消费。由于中国化的知识绝大多数皆属于伦理规范和伦理前提一类的知识，是一个生产价值的领域。因此，这不是一种关于认识论的认识论那种元哲学研究，而是关于权力的真理表达式的研究，或称权力话语的政治经济学。福柯关于真理的生产和消费有一段绝妙的论述：“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迫、被罚去承认真理或寻找真理。权力不停地提问，向我们提问；它不停地调查、记录；它使真理制度化、职业化，并给与报酬。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如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生产财富，为了权力生产财富，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同样服从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真理制定法律；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是真理话语起决定作用。总之，根据拥有权力的特殊效力的真理话语，我们被判决、被罚、被归类，被迫去完成某些任务，把自己献给某种生产方式或某种死亡方式。这样就有法律规划、权力机制、真理效力”（1，23）。在这里所说的真理的生产更像是真理的消费，或者说更像是以消费的形式来生产真理，就好比球迷、歌迷的消费其实是生产一样。这近似于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所说的原子化消费。这是发生在潜意识之中的自动进行的过程，是一种无思的敞开，一种敞开的无思。这是一种前理解的符号性行为，人们以消费的方式生产真理就如同自主性的生理行为一样。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有反思才能揭示其丰质。
20世纪哲学的辉煌历程正是从现象学和谱系学的反思运动开始的：“当大理论、各种范式、或元叙事均告失势的时候，分析家和民族志研究者靠什么来作为研究探索的出发点或关注的中心呢？理论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对这些抽象的概念产生了怀疑，手里该拿什么工具呢？显而易见，是我们的直接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它最明显有时却又最隐蔽”（2，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