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农业经济论文，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参与对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运用 Bootstrap 法检验公众参与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对河流治理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同时，考虑制度能力的地区差异，采用多群组分析方法，探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度延展性。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生态环境问题也相伴而生。在我国农村地区，河流生态破坏尤为严重。根据 2020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约 16.6%的地表水断面，水质被评估为劣 IV 和 V 类。另外，农村河流污染主要源于农村生活污水、农业以及工业生产废水，牵涉农民、企业等多种利益相关群体，因此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河流。但是，在农村河流治理实践中，河流治理主要由基层政府担责，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这对于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河长制这项由地方政府创新发展的水环境治理制度，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举措。在河流治理实践中，河长制明确要求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广泛参与河流环境治理。河长制运行以来，各级政府纷纷制定河流治理规章制度，建立河流治理信息平台，让河长职责、河流概况、举报电话等信息公开透明；构建公众参与河流治理渠道，便于社会公众及时监督河流治理状况；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动员普通公众参与河流治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对河长制这项环境治理制度在我国农村地区河流治理实践中的政策效应展开严谨评估。
制度能力是指制度具有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长期协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主要包含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三个层次。本研究从制度能力视角切入，揭示制度能力的不同维度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参与对于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制度能力的地区差异，采用多群组分析方法，探究本文设立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度延展性，为农村河流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河流治理绩效的实质提升以及国家河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制度能力的不同维度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参与对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制度能力的地区差异，采用多群组分析方法，探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度延展性，旨在为中国农村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以及国家河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变革提供理论参考。
（1）在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阐释制度能力、公众参与与河流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2）剖析江苏、湖北两省河长制的实施现状、公众参与状况以及河流治理效果，总结当地河长制公众参与背景下河流治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构建制度能力的不同维度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公众参与以及河流治理绩效的测度指标，并对制度能力、公众参与、河流治理绩效进行特征分析，为本文实证研究做好铺垫。
（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制度能力的不同维度、公众参与对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制度能力的地区差异，采用多群组分析方法，探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度延展性。
（5）总结出公众参与治理河流环境的规律，提出提升我国农村地区河流治理绩效的政策建议，完成对河长制的结构改造，推动国家河流治理体系现代化。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制度能力
在国外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制度能力是指促使政府机构、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之间协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的能力。制度能力通常建立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当地的制度能力建设，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协商合作的行动舞台。本文研究语境下的制度能力是指在特定空间领域内，河长制这一制度所具有的促进政府与公众达成长期协作关系，共同治理河流的能力。通常，从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个维度测度制度能力。在农村河流治理的语境下，表征制度能力的知识资源是指河长制这一制度所塑造的河流治理规章制度等正式制度与地方的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知识以及多元治理主体运用知识的能力。河长制的制度能力在关系资源层次主要表现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在农村河流环境治理中，动员能力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充分运用动员技巧，调动各类资源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积极筹措河流治理资金，积极开展河流治理的宣传教育活动，鼓励支持村民担任民间河长。
2.1.2 公众参与
近几十年，学者围绕公众参与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但对公众参与的界定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和理论，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公众参与的外延和内涵界定存在差异。有学者将公众参与界定为影响公共政策的所有公民活动的总称（俞可平，2006）。也有学者指出，公众参与是指在公众与政府反馈互动的过程中，公众所做出的能够对公共管理产生影响的行为（蔡定剑，2009）。本文沿袭这一概念，在河流治理情境下，公众参与是指，公众以表达意见等途径，参与河流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相关决策的决定、治理行动的开展，从而影响河流治理的行为。
2.1.3 河流治理绩效
治理是不同部门相互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俞可平，2008）。绩效是个体在特定时间内通过特定活动而创造的结果（Bernardin，1984）。本研究中的河流治理绩效是指政府通过优化管理方式等行为，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合作治理河流，从而达成的河流治理效果。
2.2 理论基础
2.2.1 制度能力理论
2.2.1.1.制度能力的内涵
制度能力理论来源于国外城市治理理论，本质是构建一种促使不同利益群体互动合作的社会环境的能力（Amin，1993）。首先，制度能力要求各类资源的整合与组织目标的实现（Jurie，2000；Tadele，2009）；其次，制度能力强调管理者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能力；另外，构建制度能力需要制定规则来规范不同利益群体的行为（Merilee，1996）；最后，制度能力的长期存续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发展（Healey，1998）。
2.2.1.2 制度能力静态评估模型
学术界对于制度能力评估的探讨从最初使用社会对政府政策的认同程度等指标测度制度能力，到构建出较为成熟的制度能力的静态评估模型，历经了从零散单一到系统完善的历程。制度能力静态评估模型将制度能力划分为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个层次。其中，知识资源通常涵盖已有的地方共识和不同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产生的新知识以及不同治理主体对于显性与隐性知识的运用能力。关系资源体现着特定空间的治理网络结构，具体表现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动员能力是不同利益群体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充分调动各类知识资源和关系资源的能力。鉴于制度能力静态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相关研究通常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制度能力。
2.2.2 集体行动理论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能够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曼瑟尔·奥尔森对于在集体中，个体总是会试图增进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奥尔森认为，集体成员通过搭便车便可以获得集体利益，因此没有动机参与集体活动。因为参与集体活动的成本由个体独自承担，但收益却可以由集体共享。因此，个体理性必然造成集体非理性。但是，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走出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对于积极行动者给予积极激励，对于消极参与者实施惩罚和制裁，通过激励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增进集体利益，可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第三章 河长制公众参与的河流治理现状与问题 ................................... 15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15
3.1.1 数据来源 ..................................... 15
3.1.2 样本描述 .................................... 16
第四章 制度能力、公众参与及河流治理绩效测度与分析 ....................... 21
4.1 制度能力变量测度与特征分析 ............................... 21
4.1.1 制度能力变量测度 .................................... 21
4.1.2 制度能力特征分析 ................................. 22
第五章 制度能力、公众参与对河流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25
5.1 变量选取与实证模型构建 ...................... 25
5.2 数据处理与分析 ...................................... 26
第五章 制度能力、公众参与对河流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5.1 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利用 Cronbach’s α 值进行检验。根据下表，制度能力的测度体系中，知识资源的 α 值为 0.858，关系资源的 α 值为 0.764，动员能力的 α 值为 0.729，制度能力三个维度的 α 值均大于 0.7。河流治理绩效的 α 值为 0.923，大于 0.7。这表明制度能力量表和河流治理绩效量表具有较高信度。
其次，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本研究针对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治理绩效这四个潜变量构建 CFA 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 0.649~0.907 之间，大于标准值 0.5 且均显著；其组成信度在 0.749~0.910 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