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思想内容与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讲话》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都能在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中找到来源与雏形,或在毛泽东早期生活中得到一定的解答。研究《讲话》与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
目前国内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般是从“五四”时期开始[1],而撇开了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这种做法有其自己的道理。“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毛泽东由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讨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五四”时期开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也有问题。发展心理学认为,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形成的思想,将影响人的一生,至死也不会完全消失。而且,毛泽东生于1893年,到1919年已经26岁,不仅已经完成他的学业,而且已经成为湖南学界的著名领袖之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虽然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毛泽东不可能把早期的经历、思想与感情完全抛开。历史是不能割裂的,而且实事上也割裂不了。比如毛泽东年青时热衷于“新村”、“工读互助团”等带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试验,试图将学校、家庭、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2]这一情结在以后的生涯中常常浮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后面,更是有着它的影子。由此可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与其早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脱离联系。因此,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而忽略毛泽东早期的生活与思想,不仅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践上也会遇到不少困难,它使我们无法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不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自己认为,“一九二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P36)一般认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4](P459)如果以此为界,毛泽东早期就应该从1893年开始到1920年为止,早期生活与思想也就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生活与思想。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不拟对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只打算联系毛泽东成熟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其进行讨论。《讲话》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一核心,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党的文艺工作与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立场等五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也从这五个方面展开。
二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5](P820)为工农兵服务,是《讲话》的核心与基本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也是整个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基本内容。但是,这一思想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与毛泽东早期生活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喜欢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通过思考,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故事之所以不写劳动者,是因为写作者本身不是劳动者,而且故事写出来也不是给劳动者看的。他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因为那些写进故事并得到颂扬的人显然“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3](P9)而那些替他们工作,创造着财富的人却没人表现他们。[6](P278)①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的萌芽。毛泽东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同他的出身与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干过农活,在韶山长到16岁才离开乡村,因此他从小便与下层人民有着血肉联系,同情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欣赏他们的美德。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比如,他年少时有一年湖南发生饥荒,他对吃大户的饥民们十分同情。他家有一船米被饥民抢了,他父亲愤恨得不行,但他对父亲不表同情,虽然他并不认为饥民的方法是正确的。[3](第一章)第一师范学习时期,他曾与同学萧子升去乡下“游学”,以了解社会。萧子升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毛泽东则态度谦和,言谈亲切,与下层民众谈得来,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应该说,毛泽东后来把为工农兵服务放在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位置,是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分不开的。自然,毛泽东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同情、熟悉、了解他们,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工农兵也就是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看到了他们的力量。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思想的萌发正是在他生活的早期。还在他少年的时候,湖南的饥民攻进衙门,赶走巡抚。哥老会的会员揭竿而起,据守山林。这些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少年毛泽东无疑从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青年时期,他领导湖南人民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亲赴北京进行活动。驱张运动由于湖南各界的支持以及军阀内部的矛盾最终获得胜利。毛泽东也肯定从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之所以强,是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俄国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中国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不是广大民众的运动。有了民众的联合,“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有了民众的联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倒的”。[6](P292,P339,P389-390)人民既然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文艺自然就应该为人民特别是人民的主体工农兵服务。
三
普及与提高是《讲话》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毛泽东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前者谈的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后者谈的是普及与提高的标准问题。对于普及与提高,毛泽东早年也有所涉及。早在1915年,在《致湘生信》中,他就提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同年,在《致萧子升》中,他又提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6](P7,P21)虽然这里说的“普通”和“通”还不完全是普及的意思,“专门”和“专”也不完全是提高的意思,但也不是没有相通之处。首先,学问有“通”和“专”两个阶段,两者互相对立同时又互相联系;其次,在通与专的关系上,通是低层次的,但又是基础的,专是高层次的,但又是专门的;第三,通应该向专发展,专又离不开通。这其中隐含的思想与毛泽东后来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论述是有相通之处的。①毛泽东早年也从事过普及的工作。1917年秋,他被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筹办夜学,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前来学习。由于毛泽东的努力工作和第一师范师生的支持,夜校办得很成功,学员最多时达到一百多人。毛泽东办夜学的目的有四:1)通过学校教育,“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2)为那些“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3)为第一师范的学生提供实习的场所;4)实现其学校社会一体的理想。四点中前两点与普及有关。尤其第一点值得重视。毛泽东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6](夜学日志首卷)这话固然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已道出了下层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道出了普及工作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此时第一师范已快毕业,在当时大学很少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专门家了,然而他却如此热心文化普及的工作,这与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众力量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也是他积极提倡平民教育的内在原因。李锐认为:“毛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主办夜学最有意义的收获,便是取得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时,扩大地运用了办工人夜学的经验,并推动了当时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4](P205)毛泽东后来组织安源、粤汉铁路工人、水口山工人的大罢工,都是从办工人夜校开始的。通过办工人夜校,他也的确发现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普及的重要。正是本身作为专门家而又从事了大量的普及工作,毛泽东才可能对普及与提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冯贵民.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论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此书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酝酿时期定在1919年至1935年).
[2]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A].毛泽东早期文稿[C].湖南出版社,1990.
[3] 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4] 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 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