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线贯穿全文，在吸收能力视角基础上，采用 2004-2015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逆向技术溢出这一观点。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吸引和利用外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外资的涌入成功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大规模国际性投资的条件还不成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投资活动都处于不受十分重视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21 世纪之交，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充分利用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的优势共同发展。到 2004 年，中国基本形成了支持和服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度框架。近十多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亮点纷呈，自 2002-2015年保持连续 13 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35.9%，高于全球投资平均增幅。据“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收官数据显示，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耀眼，流量累计达 5390.9 亿美元，年均增速 18.2 %，是“十一五”（2006-2010）期间的 2.4 倍，现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投资大国。
据《2016 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15 年全球直接投资实现新突破，流出流量高达 1.47 万亿美元，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年末存量为25.04 万亿美元。据此报告作为参照基数，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占全球当年流量 9.9 个百分点；存量位居第 8 位，占全球当年存量4.4 个百分点。②“十三五”（2016-2020）期间中国将以“全球孵化”理念为引领，继续坚持开放发展，在对外投资合作上践行互利共赢战略目标。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境外新建研发基地或跨国并购为主，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方式为重点，并进一步向 BOT、PPP 等投资开发模式拓展，尤其要完善对外投资战略布局，形成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投资方向深入产业链集聚的大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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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框架与思路
本文围绕着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重点研究和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将内生增长模型拓展开来研究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宏微观层面上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在具体实证中，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长短期影响程度如何？吸收能力因素的异质性是否对技术溢出渠道传导的有效性产生差异？技术溢出程度的强弱性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无技术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企业是否也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跻身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参与投资，形成国内外联动的技术竞争优势？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明智策略使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发挥出“1+1>2”效应？以上几个问题是相互承接、层层递进的，本文按照提出问题、理论与机制分析、经验检验、政策建议的行文规范，建立图 1-1所示的框架图并对研究思路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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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2.1 吸收能力理论
在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全球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为了能对促进企业技术升级、补短板、提高竞争优势发挥积极影响，企业必须未雨绸缪地获取外部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新知识，并通过吸收、再创新领先企业的产品与工艺，顺应新时代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自吸收能力概念提出以来，吸收能力风靡创新理论界，也强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在拉动企业技术进步中的引擎作用。
2.1.1 吸收能力评价方法
随着吸收能力理论不断走向成熟，动态研究已然成为吸收能力研究视角的“新宠”，学者们试图回答吸收能力是否与外部知识环境存在动态的关系这一问题。动态能力指企业通过引领者“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汲取外部知识并让企业内部原有的价值性资源适应外部动态环境变化后进行再整合和商业化应用，从而使企业在学习、利用潜在高价值性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创新性的持续学习和竞争能力（Flatten et al.，2011）。Zahra and George（2002）在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吸收能力模型（如图 2-1 所示），该模型延伸了吸收能力的概念，把潜在吸收能力视为静态视角进行测量，将现实吸收能力归为动态能力，用获取、消化、转换、应用四个过程实证测量吸收能力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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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基础理论框架
正如第一章所述，在考察短期技术进步时，本文选取投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用专利授权数量表示）作为该国技术进步程度的代理指标。由于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技术要求企业“走出去”开展技术寻求型投资，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先进技术成果。因此，在立足于海外投资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国内的研发投入和海外投资获取技术溢出相伴所带来的技术升级。
从学者的经验研究和上章的理论分析可知，母国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得益于“借投资出海”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和研发资源。也正因此，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才会积极致力于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推动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了解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关于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赵伟（2006）在国内学术领域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 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四大机制，包括研发费用分摊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逆向技术转移机制和外围研发剥离机制。尹华和朱绿乐（2008）则认为，母国获取反向技术溢出主要通过模仿示范效应、联动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平台效应四个途径发挥重要的作用。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深层次探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技术进步之间的传导机理，得出海外研发反馈机制、收益反馈机制、子公司本土化反馈机制、对外投资的公共效应四种反馈途径为母国技术进步提供有力的保障。
尽管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这些研究得出的逻辑分析框架都显得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将现有框架进行整合与拓展，基于技术资源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转移路径，构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模型，来分析 OFDI 对母公司乃至母国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并结合中国典型企业和行业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案例进行研究，以期和理论分析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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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分析···············17
3.1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宏观机理························ 17
3.2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术进步的微观机理························ 18
4 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经验检验····················25
4.1 计量模型设定·······················25
4.2 变量选取与测算···················25
5 结论与政策建议················38
5.1 结论···········38
5.2 政策建议··············39
4 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经验检验
4.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数据结构是 12×30 的短面板数据，不存在时间趋势问题，但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固定效应。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T 可控制时间上不可观察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结合前文中的理论模型推导，建立计量方程（4-1）、（4-3）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经验检验。其中，方程中的 c 表示截面的个体效应。
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由于中国 OFDI 的数据统计年份较晚，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4-2015 年。考虑到西藏的某些指标数据存在缺失，本文只将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变量组成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专利申请授权量、研发经费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地区生产总值、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非金融类）数据均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出口贸易的数据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各省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余额）从中国金融年鉴中整理得到；各类价格指数及其他数据均出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另外，部分省的年末就业人员数与三资企业就业人员数的数据只更新到 2014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而 2015 年的数据采用最近五年平均拟合法得到。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还需要注意货币单位量的统一，尤其是用美元表示的数据变量，通常需要换算成人民币（亿元），换算依据是历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然后用各类相关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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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线贯穿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