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泽达易盛为研究对象，梳理泽达易盛舞弊事件脉络，用GONE理论分析的方法，从贪婪、机会、需要、暴露四个维度对其财务舞弊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实施财务舞弊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企业能够成功舞弊是企业本身、三方机构和政策体制多方面协同作用的结果。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自1990年我国建立证券市场以来，证券市场高速发展，目前已经成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股票上市发行制度也在不断演进，从一开始的审批制过渡到核准制，到2019年，科技创新板（以下简称“科创板”）正式开板并试点股票注册发行制（以下简称“注册制”），2023年，我国证券市场全面施行注册制。
在证券发行注册制的规定中，需要由证券的发行人提供资料并保证公布资料的真实、全面和准确。这意味着，注册制对公开资料的审查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实质条件。只要符合证券法规定，并达到注册制相关条件的公司，即可不需要通过证监会核准便可进行IPO，大大提高上市速度、成本和效率，并促进新股发行节奏和价格更加市场化。另一方面，注册制也更考验公司质量，将在各个环节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的真实全面。同时更加注重事后控制，加快构建严格完备的惩处措施支撑。
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注册制将更多的权限下放给了上市企业与保荐机构，不可避免存在漏洞，而证券市场上也不会缺少浑水摸鱼的企业。
2020年，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达易盛”）从科创板上市，成为科创板第一批上市企业，同时也是第一批在注册制下完成上市的企业。在2023年4月，证监会官网发布2023年第29号文，确认泽达易盛上市欺诈，并正式对泽达易盛及相关责任人员处以行政处罚。泽达易盛成为新证券法和新刑法实施之后第一家被处罚的欺诈发行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1.2研究思路及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文聚焦2023年被证监会处罚的泽达易盛，参考众多学者在财务舞弊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究其舞弊的原因及预防措施。研究流程如下：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财务舞弊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现状，为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然后，运用GONE理论作为框架，从贪婪、机会、需要和暴露四个角度，深入剖析泽达易盛财务造假的内外因素。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公司内部治理的缺陷，也反映了外部监管环境的不足。最后，针对泽达易盛案例反映出的问题，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防范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加强监管、完善法规、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并强化公司内部控制，以期在注册制下有效遏制财务造假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动因和机制，也为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提供了防范和治理财务造假的参考建议，对于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稳定和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1.2.2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本文聚焦泽达易盛从被揭露到被惩罚的整个财务造假案深入剖析，包括舞弊的手段、动机、过程以及后果等。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揭示舞弊行为的特征和规律，为防范和治理舞弊提供实践指导。
（2）定性分析法。在文章的研究过程中，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泽达易盛大量的财务数据和证据并运用归纳、演绎等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以便理解泽达易盛舞弊行为的动机、心理和背景，揭示其舞弊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3）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文献，了解财务舞弊的理论背景、研究现状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泽达易盛舞弊的案例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确定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
第2章文献综述
2.1财务舞弊动因
财务舞弊动因理论目前应用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主要是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和舞弊风险因子理论。我国学者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舞弊动因理论，并对导致财务舞弊的具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文炳洲和焦少杰（2020）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们认为，巨大的利益驱动和中介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谋是导致财务舞弊最为关键的因素[1]。
在内部因素方面，卢馨、李慧敏、陈烁辉等学者（2015）发现，高管团队的特征，如平均年龄小、男性比例高、平均学历低以及平均任期短，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呈正相关。特别是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低，越容易发生严重的舞弊行为[2]。张英明和徐晨（2021）则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相关关系[3]。此外，林兢和郭君航（2020）研究了管理者内在心理因素与财务舞弊的关系，为理解财务舞弊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4]。盛怡洁与潘小溪（2022）认为持续融资需求的压力，内外部监管的失位，高管对舞弊行为的粉饰是企业舞弊的重要动机[5]。管河山，李思颖，王谦等人（2023）通过实证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容易造成公司资金紧缺、经营困难，从而引发企业对财务舞弊行为的潜在需求。资金占用分析能有效预警财务舞弊行为，提升识别模型的准确率和稳健性。尤其针对集团及非国企，此方法效果更佳[6]。
外部因素方面，郭葆春等（2016）学者则关注外部监督特征和IPO市场特征与财务舞弊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完善外部监管和规范市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7]。邓德军和韦迪茂（2023）二人在GONE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财务舞弊行为分析发现，单个因素无法构成企业财务舞弊的必要条件。容易导致财务舞弊的有内外交困型、内外联动型、贪婪驱使型、压力驱使型和监督不力型等5种条件组态，舞弊动机、管理层权力与职位优势是舞弊行为产生最为核心的因素[8]。陶思奇、周莎、刘慧哲和吴凤菊等人（2023）认为基于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经济发展模式，集权式管理、财务指标异常波动、业绩预告不佳、高管薪酬变幅增大、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等事件更容易成为财务舞弊动因；国有股权性质、职位变更、女性参与决策、提升高管学历、完善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对公司的财务舞弊有抑制作用[9]。
2.2财务舞弊的方式
财务舞弊的方式多种多样。刘启亮、邓瑶、陈惠霞、李洋洋和俞浩岚等人（202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舞弊手段呈现出舞弊金额越来越大，舞弊手段更加隐蔽，舞弊动机趋向谋利，三方机构参与帮凶的特点。而监管机构对企业和高管的惩罚力度也逐年加大，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也在变大[10]。
财务舞弊的主要手段可以归结为两类。首先是交易造假，涉及虚构交易和伪造凭证。Dechow（2011）指出，上市公司常常利用虚假记账和伪造凭证等手法进行财务舞弊[11]。叶邦银等（2021）也发现，上市公司关联方舞弊的常用手段包括隐瞒关联方及交易，以及通过关联方虚增收入[12]。丁静（2022）的研究显示，2013至2021年期间，收入舞弊的主要手法包括虚构销售、签订阴阳合同以及制造无商业实质的自我购销交易[13]。王茜（2023）发现，大股东为私利精心策划的虚构交易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系统性和长期性，他们常常利用业务勾稽关系虚增利润和收入，逃避常规审计。上市公司应强化大股东权力监督，审计人员需深入分析业务勾稽关系，以揭露舞弊行为[14]。
其次，是会计操纵，这通常涉及有偏向性地选择会计政策和进行会计估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反舞弊技术的提升，上市公司舞弊的趋势正变得更为隐蔽、专业和复杂，有时甚至涉及上下游企业和相关外部机构的配合。胡凯（2006）认为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下，股权结构、会计操纵与投资者保护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缺乏的条件下，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操纵的概率负相关[15]。
第3章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9
3.1财务舞弊概念...................................9
3.2 GONE理论................................................9
第4章泽达易盛舞弊案例分析.......................12
4.1泽达易盛公司概况..........................................12
4.2泽达易盛舞弊表现...................................13
第5章GONE理论下泽达易盛财务舞弊动因分析...................................21
5.1贪婪维度分析.........................................21
5.1.1投资者对于利益的渴望..................................21
5.1.2三方机构对于费用和市场份额的贪婪.........................21
第6章基于泽达易盛财务舞弊应对措施
6.1企业方面应对措施
企业舞弊的内部动因是舞弊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应当通过加强人员道德建设和专业能力培训遏制相关人员的贪婪心理；通过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来减少舞弊机会；通过合理地设置企业发展预期，减少企业粉饰报表获得资金的需要；通过加强内外部信息披露，主动接受外部监管和社会监督来提高舞弊行为的暴露风险。
6.1.1加强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培训
抑制企业股东和管理人员贪婪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相关人员的自身道德约束，因此应当不断加强企业诚信文化的塑造，培养员工职业道德。上市公司想要获得健康且持久的发展，离不开积极的企业文化支撑。这种文化可以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效抑制因主观因素诱发的贪婪心理，进而减少财务欺诈现象。在企业内部培育诚信文化，不仅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还能增强企业对公众的责任和使命意识，赢得公众的信任。使企业在商业竞争中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