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编者按：自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音乐文化事业在各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去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个别势力集团出于其政治意图，抛出了“藏文化毁灭论”等耸人论调。事实究竟怎样？作为学术期刊，我们特别约请两位长期深入藏区从事藏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学者，以他们自己数十年的切身感触，对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做一梳理。
1993年6月，我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32届年会上，宣读了带去的论文《对中国藏族民俗音乐的考察研究》，播放了藏族民间音乐录音资料，放映了多幅在藏区实地拍摄的幻灯片。在进入正文之前，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和中国音乐家多年来在藏族地区从事田野工作的情况，叙述了我们考察的地区、时间、对象、目的与方法，并陈述了我们对藏族青年音乐家培养的情况，以及他们目前取得的业绩与成果。论文宣讲之后，不少西方学者上前来和我握手表示祝贺，其中一位年轻的德国柏林大学女研究生玛丽—露易丝·巴赫尔对我说：“你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过去报纸登载的和我们听到的，都是说中国毁灭了藏族文化，但是从你的论文里却看到你们在保护藏族传统文化，在培养藏族青年音乐家……” 这些话使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在海外进行的歪曲宣传，已经在西方学术界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过当时我对这种宣传恶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歪曲事实的恶意宣传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我估计错了。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过程中受到的阻挠破坏，使我认识到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士在达赖集团的宣传煽动下，几乎达到被洗脑的程度，他们偏听偏信、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了。
在反华、藏独的鼓噪声中，“中国毁灭了藏族文化”是达赖集团用来欺骗和煽动群众的主要伎俩。
中国真是毁灭了藏族文化吗？事实究竟如何？
本文将从藏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视角，结合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所了解的一系列事实来说明问题。
一、本人与藏族音乐有关的背景材料
我第一次进入藏区，接触到藏族康方言区的民间音乐，是在1952年冬季。当时是作为演出团体的乐器演奏员，随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文艺演出队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进行慰问演出。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藏族朋友和欣赏到丰富多彩的藏族民歌与歌舞音乐，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作为作曲者、音乐学者，从1975年至1998年的二十多年间，我曾先后6次前往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个省区，从事藏族音乐的实地考察，对藏族的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区和嘉戎方言区的音乐生活以及传统音乐的各个品种进行了直接的采访、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原生态的音乐资料。每次考察时间均约三四个月，6次在藏区考察的时间总和约近两年。在深入学习、研究藏族音乐之后，我以藏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多首音乐作品，如大提琴曲《喜马拉雅随想曲》，歌曲《格桑拉》，电影音乐《第三女神》，舞蹈音乐《黄河之水天上来》、《织氆氇》等；发表了多篇有关藏族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学术论文，如《藏族传统音乐》、《藏族民俗音乐考察研究》、《藏传佛教宗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藏族音乐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流、融合》等。
作为高校作曲与音乐学专业的教师，从1960年至今的近五十年间，我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培养过数十名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作曲、音乐学人才，其中有多位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藏族学生，如作曲家白登朗吉（西藏）、多杰仁宗（青海）、阿金（四川）、洛桑三旦（西藏）、扎西达杰（青海）、马阿鲁（西藏）、格来（西藏）、存有（甘肃，比利时）、索玛尼（西藏）、尼玛达瓦（西藏）、马交巴塔（青海，美国）等，民族音乐学家嘉雍群培（青海）、格桑曲杰（西藏）、白曲（西藏）等。目前他们分别在国内藏区或国外工作，都已在音乐创作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多年来，我和这些藏族音乐家亦师亦友、感情深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各地藏区的音乐生活，关注着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以及藏族音乐人才的培养。
据以上本人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背景陈述，如果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境内藏族地区的音乐生活、传统音乐的传承与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有一定的发言权，应不属夸夸其谈吧？
涉及藏族音乐生活、藏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可谓方方面面，内容极多，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本文想集中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藏族传统音乐的传承、研究与音乐创作，以及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与艺术教育机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藏族地区传统音乐的传承、研究和音乐创作
中国的藏族地区包括了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份中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这些聚居地区多以藏族自治州或自治县为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底以前，除西藏外，其他藏族地区均已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1951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后，在西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其后的1964年，正式建立了西藏自治区，西藏从此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治地方。
藏族是富有艺术创造力的民族，藏族的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丰富多彩，极具民族特色。千百年来流传于基层民间生活中的民间音乐，更是在卫藏、安多、康等三个方言区的城镇、农村、牧区的群众音乐生活中，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及多种多样的体裁与曲目而异彩纷呈。在藏族三大方言区有许多歌手、乐手、说唱艺人和民间藏戏团体存在，极受各地农牧民群众的欢迎。
但在专业音乐方面，1949年以前的藏族地区情况不容乐观，笔者以藏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拉萨为例。处于政教合一农奴制度下的拉萨，当时仅有个别可以称为专业音乐艺术团体的机构，一个是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领导的布达拉宫噶尔乐舞组织（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和昌都的强巴林寺也有相同的乐舞组织）；另一个也是噶厦下属的机构，是一支比较简陋的藏军军乐队。民间的音乐组织，一个是觉木隆藏戏戏班；另一个是曾活跃在拉萨市区，由民间艺人自发组成的音乐组织“囊玛吉都”（意为“苦乐与共的囊玛艺人组织”），但此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逐渐式微。
当时的西藏没有建立专业的艺术院校，没有专业的音乐家从事音乐创作和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除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①]等数位古代高僧大德留存在寺院经书库房的音乐理论著作之外，没有正式出版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理论著作或音乐曲集。
其他省区的藏族地方，也都有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流传于社会生活中，许多地方有民间的和寺院所属的藏剧团体，有众多民间歌手和巡游说唱《格萨尔》的艺人。但在专业音乐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教育的局限，条件更不及西藏。
自1950年起，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文工团的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和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陆续建立的“西藏歌舞团”等地方艺术机构的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全心全意地为边疆兄弟民族服务的观念，他们努力学习藏语藏文，深入民间学习和记录四川、西藏各地的藏族民间音乐，为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从曾在西藏工作二十多年的音乐家陈义根先生近年整理出来的西藏民歌的曲谱文稿中可见一斑。这部曲谱包括了20世纪50、60年代众多在西藏工作过的音乐家采集、记录的西藏民歌，曲目共1400余首，采录的地点覆盖西藏、四川多个地区，包括了多种民歌体裁与丰富的唱词内容。其中还包括了一些今天已经难以寻觅的曲目。要知道这些民歌是在没有现代录音设备的条件下，由采录者跋山涉水深入山村牧区，向藏族普通百姓、民间歌手求教，用口传心授的方法记录而得的宝贵资料。当年音乐家们为此耗费的心力与投入的劳作，今人怎能想象？！
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曾长期在雪域高原为藏族音乐事业做出贡献的音乐家：罗念一、涂青华、李才生、陈义根、张谷密、常留柱、糜若如、孟新洋、黄银善、杜林、罗斌、潘光一、杜培仲，以及其他许多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他们是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藏族人民，为雪域高原音乐事业勤恳劳作的、杰出的文艺工作者。
除了进军西藏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外，早在1950至1952年，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②]的音乐家程途、黄庆和、蒋学谱、李书年、罗宗贤等，也在西康（今四川甘孜自治州与西藏昌都地区）、云南、青海、甘肃各地藏区采集了大量藏族民歌，并在1957年出版了《藏族民歌选》[③]。其后，云南的白族音乐家禾雨整理、出版了云南迪庆地区的藏族民歌集[④]。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音乐家彦克、毛继增前往西藏采访、收集藏族音乐。彦克在西藏军区文工团音乐家郭诚和藏族群众的协助下，在西藏收集了涵盖多种体裁、内容的藏族民间音乐，其后出版了《丰富多采的藏族歌舞》[⑤]与《藏族民歌舞曲选》[⑥]。毛继增重点调查和采集了拉萨最为流行的两种民间歌舞，在藏族民间歌手和藏族作者的协助下，完成并出版了《西藏民间歌舞——堆谐》（藏文、汉文）[⑦]与《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藏文、汉文）[⑧]。这六部曲集是有史以来最早出版的、运用现代记谱法记录、保存了珍贵的藏族传统音乐资料的著作，并且书中还有关于藏族民间音乐的说明文字。有关囊玛、堆谐的两部专集，初次在采录工作中使用了录音机，保存了当时西藏杰出的民间歌手珍贵的演唱音响资料。出版的专著不但有较准确的记谱，有较深入的论述文字，而且记录了与音乐相配合的藏文原词与汉文译词，因而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20世纪60年代，四川的民族音乐学家杨羽健主持收集、整理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歌，并正式出版了《藏族民间歌曲选》（藏文、汉文）[⑨]。 云南音乐家舞蹈家协会整理出版了多种内部资料，包括记录了迪庆藏族自治州藏族民间音乐的曲集[⑩]。中央民族歌舞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