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论文写作，论文写作，简单的说，就是大专院校毕业论文的写作，包含着本科生的学士论文，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延伸到了职称论文的写作以及科技论文的写作。（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论文写作，供大家参考。
1、注释的功能。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将注释与参考文献作了严格划分，认为“参考文献是表明引文具体出处的”,注释是“对文章篇目、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注释项应是“特定内容”,对注释项质的要求是“必要”.注释的必要性表现在注释的功能上，即注释的作用和效能上。学术论文注释的功能定位应着眼于目标读者的需要、论文学术价值的需要，“有利于学术理解、体现学术价值”.学术论文注释的功能表现在释疑、举证、申说三个方面。
1.1释疑：扫清阅读障碍。
释疑性注释是对正文中的某一概念、判断或材料进行解释说明，为读者解惑。
1.1.1概念注释释疑。
张维平的《论面临挑战的公共财政安全》正文说“近年来，‘城投债’遭遇发行与交易的困难，甚至抛售的危机……”,为便于读者理解什么是“城投债”,作者作了注释：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主业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这是对“城投债” 概念内涵的解释。
1.1.2判断注释释疑。
薛超、李政的《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及跨区域经营》正文结尾指出：“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不支持城商行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然而，当城商行经营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可以考虑将本行产品研发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部门设立在北京、上海等金融中心城市，从而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金融资源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被注项是转折连词“然而”后面的判断句，注释中说：目前已有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如此设置，比如恒丰银行总部设在烟台，而其研究发展及市场等部门则在上海。
正文部分是个转折关系的句群，“然而”的前面说“不支持”,后面又说出与之相反的意思，这岂不令人疑惑？作者在注释中以恒丰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事例，证明被注项的判断言之有据，使读者的疑虑顿消。
1.1.3材料注释释疑。
滕守尧在《文化的边缘》第295页正文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诗歌《猫》，并对它的“对联结构”特征作出详细分析。作者对所引诗作注：“本译文参照了原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第150-151页。”正文所引译诗在别人翻译的基础上作了某些修改，与原译不同，为避免读者阅读时引起疑惑误解，特意加注说明材料变化的情况。
1.2 举证：提高学术信度。
举证性注释是在注释中为被注项的观点提供必要的立论依据，以增强学术论文的可信度。举证的方式或用文献资料，或用考据方式，或用学术成果，或用实存事例。
1.2.1用文献资料举证。
罗根泽在《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中说：“王充的杰出着作--《论衡》，本来一百多篇。现在还有八十五篇。”为了证实这一说法的可信度，作者在注释中提供论据：“《论衡自纪篇》说：‘吾书亦才出百。’”因为现在读者见到的《论衡》全集只有85篇，作者却说它本来有一百多篇，如果不加注释进行说明，那么论文所言与读者所见必然相悖，现在以文献资料中王充自己的话为依据，论证判断的正确性。
上例举证既列出资料篇名又引出具体内容，另一种方法是只列出资料篇名而不引出具体内容，如周俐玲的《试论〈寄庐〉的中国叙事》，被注项是“一部原本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可能闻所未闻的英文自传《寄庐》，因着鲁迅、赛珍珠等人的议论评价，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中国书写文本中一个留有故事感的事实存在”.注释只列出文献资料：有关姚克及鲁迅对《寄庐》的相关议论评价，参阅姚克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中《美国人目中的中国人》一文，以及鲁迅同月15日致姚克的信。
资料中的相关评价很详尽，注释又不能喧宾夺主，细说原委，只好列出资料，指明立论依据，让读者去作深度阅读，以实现学术认同。
1.2.2用考据方式举证。
余光中在长篇论文《龚自珍与雪莱》第300页的正文中说：“雪莱与龚自珍之间，有一点难以并比。
毕竟龚自珍在世多雪莱十九年，阅世更多，创作的时间更长。”注释对“龚自珍在世多雪莱十九年”作具体考订：“龚自珍生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阴历七月五日，卒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阴历八月十二日。依中国算法，享年五十，依西法只得四十九。雪莱生于1792年8月4日，卒于1822年7月8日，尚不足三十岁。”如果作者不加注释，文章也读得过去，但是加注之后，读者会对龚雪二人阅世时间的差异了解得更加透彻，对后文紧承的推断也自然首肯。下文说：“如果他也像雪莱那样死于三十岁，则不但写不出《己亥杂诗》，连道光年间的文章也没有了。”读罢注释便会觉得作者的这一假设推断非常正确。试将这些作注的文字置于正文之中，不仅文脉滞涩，而且给人迂腐繁琐之感。
1.2.3用学术成果举证。
潘立勇的《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正文在论述“从唐韵到宋调：审美风尚的转换”时指出：“如果说唐型美学的核心范畴与审美精神是‘境’、是‘神',那么宋型美学的核心范畴与审美精神则是’意‘、是’韵‘.” 作者对此作注：叶朗提出：“唐代美学中’境‘这个范畴是唐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宋代美学中’韵‘这个范畴就是宋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李泽厚也认为宋代美学的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就是“韵味”.（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该文接下去从宋代的社会态势、社会心理、文化心理以及审美主体等方面深入论述从唐韵到宋调审美风格转换的原因，而这些在叶朗与李泽厚的着作中鲜有论及。作者借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可免瓜田李下之嫌。像这类补充型的论文，常在历观通变、斟酌异同的基础上，吸收别人的优长，溯其源，摘其要，而又不掠人之美，在注释中针对正文作些交代是非常必要的。
1.3申说：增强论文的深度。
申说是指在注释中对被注项涉及的问题作必要的拓展，以增强学术论文的深度。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正文说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赞》不像西昆体领袖杨大年那样“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用以论证此段中提出的“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这一观点。注释中将《新唐书》与《旧唐书》作比较，说“《新唐书》讲到文艺，比《旧唐书》态度认真，说话也在行。如果依据《旧唐书》为信史，那末，唐代最大的诗人原来是--吴筠”!注释中还引《旧唐书·隐逸传》中对吴筠的赞誉之词，略加点评：“在整部二百卷里，不论立专传，还是入《文苑传》的诗人，谁都没有赢得那样赞叹备至的评语。”注释为了证明宋祁喜杜，提出《新唐书》胜过《旧唐书》的观点，并用归谬法作假设判断，从反面论证己说。
这样申说式的注释，既加强了学术论文的深度，也拓宽了读者的学术视野。
又如胡晓明在《真诗的现代性：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馀响》正文中论及朱光潜的诗学观时说：“解脱的诗学进路，是朱氏诗学的根本，也与五四诗学进路不同。这是沿着王国维的路线走的。”那么什么是“王国维的路线”呢？作者没有继续论说，而是在文外加注说：“王国维美学的核心是’解脱‘观，是其《红楼梦评论》。
有两种解脱：一是疲于生活之欲而解脱，是宗教的（惜春、紫鹃是也，前现代的，逃遁式的）；二是顺承生活之欲，而又以智力审美观玩之，而得到解脱，是审美的、悲剧的、文学的、诗歌的……”这段注释对被注项“王国维的路线” 尤其是“解脱观” 作了深度论述，整个注释有340字。看了注释，读者会对朱光潜“解脱” 的诗学进路与王国维的共同之处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加深对朱氏的理解。
笔者将注释的功能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分而论之是为行文方便，其实有些注释是多功能的，我们在作注时不必拘挚。是释疑、举证还是申说，是单纯式表达还是复合式表达，应视读者、论文及作者的需要而定。
2、注释中存在的问题。
注释失误现象很多，笔者仅就目光所及，略作分类，恐难穷尽。
2.1多余的注释。
《土地征收理论研究综述及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正文说：“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把’征用‘改为了’征收或者征用‘.”这一表达本来很清楚，可是作者又对此加以注释：“《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注释的内容甚至文字都与正文重复，显然这一注释是多余的，给人画蛇添足之感。
2.2平庸的注释。
平庸注释的一种是废话、空话，不能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如《社会转型期“二代犯罪” 现象的法律解读》（《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引言中说：“近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二代犯罪‘事件。”作者对此作注：“诸多同类事件，在网络媒体中多有报道，不胜枚举。”注释没有针对被注项提供新的信息，完全是句空话、废话。究其原因是作者缺乏问题意识，对注释的功能不甚了了。
平庸注释的另一种情况是对常识性问题作注。如《兵团哈萨克族牧民定居
